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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无问西东,他始终只问初心
来源:胡媛媛 毛嫣然      发布时间:2018-03-19         编辑:潘妩媚 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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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龄(1918-2011),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广阔,涉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史学等学科,尤精于新疆民族史志研究、中国民族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志等方面研究。

  陈永龄先生的一生,是一次悠远的旅行,赏途中海阔鱼跃,漠漠黄沙,风雪漫漫,残石碎砾。他以纵深广阔的学识灌溉智慧,滋润心田,拉拔后生,以清明澄净的人格抛弃一切粉饰,洞见生命的真实。先生的一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一生,无论在学术生涯还是日常生活中都为后人留下了永恒的宝贵财富。

  踏遍中国田野乡间

  作为一名杰出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陈永龄先生在学术研究之路上一直坚持扎实的实地调查,孜孜以求丰富和充实自我。“我获益于实地调查的学风很多,虽然饱尝酸甜苦辣,但终了都是幸福的。调查使我更加理解和接近社会现实,也深感它对社会科学至关重要。”在新疆学院当教员时,他主动接触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回、俄罗斯等各民族同学和同事,观察、了解当地民风民俗。

  1945年7月,陈永龄随老师林耀华赴四川西北理县藏族嘉戎地区作文化生活考察。师徒二人起自成都,北去灌县沿岷江上溯,经汶川转至梭磨、桌克基等地,共行二千余里,历时六十三日,其间,经历了饥寒、病患甚至生命危险。回校后,陈永龄悉心撰写硕士论文《四川理县藏族土司制度下的社会》,迈出了学术路上坚实的第一步。文章从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家族结构、阶级区分、政治内幕、经济生活、宗教氛围等多个角度对嘉戎社会作了详尽的描述,对土司制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填补了学界的空白。

  1949年北京新政权成立后,就京郊是否进行土改问题,燕大时任校长陆志韦指定社会学系前往为金陵大学代管的京郊南苑华美庄了解情况。他带领5名毕业班学生深入农户,顺利完成“南苑华美庄调查”报告,如实介绍了当地土改前的若干问题。报告得到了区政府的高度肯定,也为社会学系的实习课程提出了积极性的建议。

  一路行走田野,两目关注民生。此后几十余载,陈永龄先生始终坚持以田野调查作为研究的必由之路。1956年,在毛泽东“抢救落后”的指示下,由彭真同志亲自抓,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先后组织了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陈先生积极参与其中,并先后担任四川组学术秘书和青海组组长,先后赴四川、青海等地对当地不同民族的族源、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民族关系、意识形态、宗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解决了不少问题,为学界推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巡访世界民族之林

  “研究异域民族,是每个人类学者的期待。而我,幸运地得到了上帝的恩惠。”1980年,陈永龄应加拿大萨斯喀撤温省里贾纳大学之邀前去讲授《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政策》,同时开展对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访问研究。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觉醒中的加拿大印第安人》、《记加拿大“第一民族”——印第安人》、《北美印第安人心声》等介绍北美印第安人现状的文章,为中国民族学界研究异域民族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1982年,陈永龄再次接受加拿大印第安学院邀请,为其世界土著民族研究班授课,并参加了在里贾纳举行的“第一世界民族大会”。陈永龄在政治和法律圆桌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之后,他还完成了印第安人领袖、“第一世界民族大会”创始人乔治-曼纽尔《第四世界》中文版的编撰工作。

  上世纪80年代,陈先生还多次赴美讲学访问。从西雅图到科瓦利斯,从旧金山到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州塔科玛……所到之处,他都激起了学界思想的交锋。他与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等多个知名院所的人类学家们深入交流了研究心得,为西方学界逐渐真实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各个民族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他多次主张学术研究突破国家界限,与国际学界保持同步,关注国际最新理论的进展与研究成果,以审慎的态度加以批判性、建设性的吸收和借鉴。

  天下桃李沐师德之风

  所谓“大师”,即达到学术跟做人皆高的境界;凡教授知识外,更是为人、修德的典范。

  早年深受吴文藻、林耀华、杨堃、赵承信等先生的熏陶,陈永龄自求学以来一路踏实、勤恳,走得稳健,行得从容。陈永龄先生忠诚热爱教育事业,对后生晚辈循循善诱,悉心培育。他教导学生扎实理论根基,注重跨学科知识的积累和思维模式的培养;他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提倡“聚焦”,主张开拓属于自己的研究阵地;他鼓励学生深入田野,在一点一滴的实践中磨练意志,检验真知。

  桃李满天,陈先生却依旧淡然。他说,自己只是尽了为师者应尽的责任。一次,他的学生王建民在刚参加工作时曾经协助他整理出一篇有关《第四世界》的介绍文稿,因为原作是陈先生亲自操刀,又由先生过目,自然就署上了陈先生的名字,但是他执意要求删去并换上学生的名字。

  陈先生为人淡泊,尽管在生活上很注意节俭,却芥视在他人看来要打破脑袋的事情。先生从不会去计较职务高低、收入多少、排名前后、提升职称年份等,甚至会避之而不及。平日即使受到种种压力,更有诸多心情不快之时,先生为了学科的利益和发展,总是坦然以对,有时甚至在旁人看来有“忍辱负重”之感。外人眼里的陈永龄教授总是那样和气,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似乎从来不会发脾气,是一个标准的“老好人”。

  教学科研而外,陈先生还曾经担任过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和民族研究所的行政工作和领导职务,主持和参与了诸多国家级课题,其中的行政管理和协调工作十分繁杂。他为人谦和、办事认真的态度给协作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到陈永龄,许多认识他的人也都会说:“他是一个好人!”

  宽阔的学科视野、鲜明的学术风格、踏实的治学作风和进取的为学心态,使得陈永龄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界的一代大师。他的精神将影响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走向理想的殿堂。

  陈永龄先生的一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一生,他在学术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宝贵财富。追随陈先生和其他老一辈学者给我们开辟的学术道路,继续开拓和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事业,正是对陈永龄先生最好的纪念和追悼。人生苦短。陈老先生留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生命的意志,留给我们人生的高风亮节已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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