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官网 | English
当前位置:首页 > 民大史苑 > 校训唤醒了我的记忆(文章有删节)
校训唤醒了我的记忆(文章有删节)
来源:《金秋》第二期      发布时间:2016-03-29      点击次数:    编辑:李红亮
打印   字号:TT

  母校将度过65岁的生日。我从上大学到毕业,再到校内工作、直到退休,一直住在母校家属院里。如今虽然已退休20多年,但在职期间的往事却难忘。

费孝通先生十六字箴言

  “美美与共”是母校中央民族大学校训内容的首句,来自我校著名教授费孝通先生意味深长地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论述诠释了我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互相包容和互相学习关系,展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世界上各民族或国家每一次文化的复兴都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必须回到文化的源头上,温故而知新,吸取知识营养再前进,才能绽放出无比灿烂的光辉。我国要想实现民族文明复兴,因为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文化,道德是民族精神的食粮。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早年中央民族学院的创办,就是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而培养民族干部的典范。

  母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亲手创办的新型学校,老革命光荣传统可追索到1941年的延安民族学院。在北京落地后,不仅任命乌兰夫、刘格平为正副院长。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先后20次接见我校师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几乎将全国民族专家集中调到我校加强师资力量。1993年我校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1999年正式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2001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把中央民族大学建成世界一流民族大学”的奋斗目标。不久,江泽民总书记又批准进入“985工程”全国一百所重点院校的行列。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我校不少师生受党和国家的重托,前往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的调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科学数据,供党和政府决策和施政参考。曾记得,我当年考上历史系,开学时系主任翁独健教授说:“民族史和民族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创办的专业,在我们系是四世同堂。潘光旦、吴文藻教授是祖师爷,他们是中国民族学的开山祖;费孝通、林耀华教授,是第二代;潘、吴、费、林,名扬天下,同堂为师,是各位同学的幸运;至于系里的教师,也已经有学生同在系里任教,大而化之,把他们通称为第三代;现在各位新同学又踏上了这个学科的大门,也就是第四代了。四世同堂教与学,共同把中国民族学发扬光大,算得上中国学术界一件喜事了!”当时的历史系本科是五年制,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立即前往民族地区,参加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编写。这使我们从理论到实践都迅速地大开了眼界。

  一入学,我就深深感到母校处处体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无论在校内或校外,师生都保持了和毛主席、党中央完全的一致。

第一个难忘记忆

  我的第一个难忘的记忆是:入学前,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在家时,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立在天安门,一声宣告震乾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世界东方出了巨人。家父说要把这一历史时刻记到纸上,他挥笔成诗——《革命成功有感》:“革命成功任自由,历年仇恨一时休。推翻叛党排山倒,击溃骄兵付海流。遍地腾欢新气象,普天同庆国旗悠。莺歌燕语升平乐,共祝中华万万秋。”他积极支持我们稍大的姐弟三人都参加了工作。我从学校参加工作队下乡,当苗语翻译支援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南。后来听访问团说,党和毛主席为了培养民族干部还要创办中央和地方的民族学院,我喜出望外。不久真的被组织保送到了中南民族学院首期干训班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往后,又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新中国率先创办的第一个民族学、民族史专业。

  访问团在湘西时,我父亲石启贵还是中南访问团的顾问。他积极参加访问团的工作。1951年3月,访问团离开湘西后,父亲在政治运动中却受到冲击,他的民族学也被否定。因为,他曾协助前“中央研究院”凌纯声、芮逸夫搞过湘西的苗族调查,随后又当了长达四年的“中央研究院的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见过蔡元培。这被指控为“搞调查当苗奸,报告了苗族情况”;而他曾因代表“土著民族”出席过“国大”,又被指控是“选总统统治了全国人民”。

  带着一些困惑,我进了母校。一个偶然的机会,杨成志老先生告诉我,他在中山大学当研究生部主任时,尽管凌纯声已去了台湾,叶剑英元帅还叫他写信给凌纯声回来继续从事他的事业,可见党中央并没有把凌纯声当坏人。而且蔡元培1940年3月5日在香港去世,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专门发了唁电称他为《学术泰斗,人世楷模》,周总理还送挽联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犹若历史风云中巍然屹立的丰碑,鼓舞我们不断进行创造和开拓。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一些学科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改革开放之初,我校的吴文藻、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全国著名的八大教授,提出恢复民族学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民族学”这一学科名称重新提出来。“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召开,民族学学术会议等活跃起来,建立了学会,又出版了刊物,中央民族学院刚创建的全国第一个民族学系,积极为民族学培养专业研究人才。当我得知领导想把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重印作为经典教材时,想起先父也有一部同类性质的报告,从学科发展考虑,我和老伴麻树兰一起向本单位——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提出,整理出版先父早年参加开垦湘西民族学处女地遗稿的科研课题的报告,得到了院、所的批准。经党的组织联系,在国家民委,湖南省委统战部、宣传部、民委和湘西自治州与吉首市有关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下,地方州、县派了专人将这批50多万字的遗稿送到北京让领导审阅。最后,由林耀华先生找我谈,他说“石启贵先生是位知名的苗族学者,生前曾与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教授共同调查研究湘西苗族,成绩卓著”,可以出版。他说:“对这一课题,只你和麻树兰俩人去搞,有一定难度,我还要再找俩个人一起来帮忙,由我和陈永龄教授来指导,组成一个小组,由我来担任组长。整理好后出版问题,我有三个想法:第一,可以放到国家民委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去,出一个专辑,完全没有问题;第二,我想,我所还没有出过研究集刊,等我搞到钱,就在我所的研究集刊上出一个专辑;第三,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因这书稿出自湖南,当年作者就想出,后因缺钱没有出成,因此,整理好后,你可先拿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看他们出不出,出,就给他们,不出你就拿回来,照我的意见办。”林先生的一席话,完全体现了我校的光荣传统,完全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工作服务,尊重地方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1986年,《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1987年就获中南地区人民出版社优秀图书奖,1990年获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2年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002年再版,2008年被收入湖湘文库又一次再版。完全同样的一本书,在短短的22年时间里就连续重复出版了三次,对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和学术界的好评,也促进了政策的落实。1990年,吉首市人民法院终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石启贵判刑案进行了再审,确认“原判石启贵有期徒刑四年,属于错判”,“撤销原乾城县人民法庭1951年度特刑字第916号判决书,宣布石启贵无罪”。沉冤昭雪,还了历史真实面目。我校紧跟中央战略部署,与时俱进,永远和中央保持完全一致,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政治领先、学术领先,坚持科学,实事求是,使我终身难忘。

第二个难忘记忆

  我的第二个难忘的记忆是,老师对学生、上级对下级、领导对群众的关心。我很早就做民族文物博物馆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院校成立民族文物和博物馆工作的第一批到岗者,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批文物搜集者、保管者、研究者和使用者。文革前搞了十七年,又遇上前后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文物博物馆是建了又撤,撤了又建,批判来、批判去,多次搬迁,虽然满了30年以上的工龄,但专业知识和技术都不多,1979年虽然评上了讲师,但我还是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写过,一堂课也没上过。由于我是本校历史系的第一届民族史和民族学专业毕业生,这个得天独厚和近水楼台的条件,跟随着老师和同学,参加了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民族学学会,至于其他任何学会却都没有参加过。

  改革开放后,林耀华先生当上了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顾问,又当上了北京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顾问。一次他见我还在清理文物,就说,现在外面世界很精彩,博物馆业务发展很快。他说,他当上北京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顾问,刚开会回来,问我,想参加,他可以介绍。我说参加,不久我就拿到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会员证。后来金天明教授对我说,他也想参加,我就跟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会长说,金老师是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留苏期间对苏联博物馆很有兴趣,知道的很多,会长对我说,我参加是由林先生和他介绍,金老师想参加就由林先生和我介绍好了,于是给了两张介绍表和一张申请表叫我填。不久金天明老师也得了会员证。这就是我校当年三个参加北京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会员的情况。

  后来,我校民族学系率先创办民族文物博物馆专业,领导叫我转入教学,担任《民族博物馆学》和《苗族史》这两门课的教学和科研,完全与这次参加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有关。得益于林耀华先生和金天明先生的启发、帮助和引导,我就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自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下,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努力奋斗;在工作中,时时将自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三个代表”为前进动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十七大”以来,面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潮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深入实际、勤于思考、大胆改革、开拓进取,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总纲领、以创新为灵魂、以科技为关键、以文化为支撑,深入改革、扩大开放、服务四化、模范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实现经济跨跃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

  我自己又去到中国博物馆学会和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协会,并申请成为会员,有机会更广泛更深入转接触有关专家和领导,开展交流和学习。北京市博物馆众多,我就骑自行车一个个地去参观学习,多和各个博物馆交流,吸取他们的经验和理论。从我国民族博物馆的实践活动之中,吸取其他博物馆的实践经验,丰富教学内容。经数年努力,编写了《民族博物馆学讲义》,先后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民族博物馆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浅谈民族博物馆的地位》、《谈贵州民族节日博物馆的建设》、《清代苗民起义领袖吴天半异名考》、《百苗图与苗族历史文化》、《试论盘瓠神话和苗族族源》、《盘瓠神话研究概述》、《苗族学者石启贵》、《苗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和展望》等多篇。其中《苗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和展望》一文,在本专业领域中所取得的突出成果,于2004年由世界华人交流协会、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科技研究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大型国际交流“国际优秀作品(论文)评选活动”中,经各界知名人士及有关机构的鼎力举荐,由国际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初步筛选、审定,由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总干事、国际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主任陆婉先生特别提名推荐参加评选,荣获了“国际优秀论文奖”。1994年退休后,出由于个人爱好,仍关心教材建设,编著了《民族博物馆学教程》一书,被纳入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2006年由中央民大出版社出版。林耀华先生叫我参加北京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一席话,充分体现了我校领导关心职工的光荣传统,使我受益颇深,终身难忘。

第三个难忘记忆

  我的第三个难忘记忆是:随着两岸关系的破冰解冻与和平发展,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号召“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同时,政府还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把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作为一项惠及人民和子孙后代的重大工程,而且还要通过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展示平台,大力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2005年,我从网上发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的线装善本书中,还保存有先父石启贵1933—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湘两苗族补充调查员期间的部分遗稿,都属遗存的湘西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记录手稿,至今在湘西和整个中国大陆都没有了。立即与老伴麻树兰尽晚年之全力,本着互利互惠,促进两岸合作交流的精神,积极联系,并发挥“春蚕到死丝方尽”精神,尽管年过七十、退休多年,仍愿意主动担起此书译注的重任。因为当年先父参加此项工作,原定任务完成后即调入该院工作,后因抗战爆发未能如愿。这些手稿许多还是用汉字记苗语音,没有汉译,无法使用。于是计划立即回乡拜师求教,继续田野调查,完成此项任务。我们的工作得到学校各级领导的极大支持,将其纳入“985工程”国家出版计划,由“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提供出版资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无私地提供了先父的手稿复印件,在台湾著名学者、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院士王明珂先生的大力支持协作下,经三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将这部400多万字的《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共八卷十册,译注出来。并在苗学研究中采用了“五步译注法”,即根据原稿的汉字记苗语音,逐字加注国际音标、现行苗文、苗汉对译,进而全句汉语意译的同步译注方式编译原稿,解决了原稿由于单纯使用汉字记苗语音而不易被理解的不足。以忠于原稿、通俗易懂的方式,将调查实录原稿诠释于当今,为国内外苗学研究提供了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必不可少的第一手基础性原生态资料,有益于苗族文化的共享与认知,对推动我国多民族文化传承、繁荣世界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两岸的交往合作与学术交流。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活动中,先后撰写《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的先驱石启贵》,载中国文化管理学会主编的《传统文化大典》理论与作品(第二卷)。《辛亥革命对中国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亿先父石启贵》,载入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大型优秀理论成果《党旗飘飘·优秀共产党人思想宝库》(获特等奖)。《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亿先父石启贵,兼谈他的故居修复》,提交2010年11月上海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论文,载入中国领导艺术研究会主编的大型历史文献《中国领导管理艺术文库》。《科学发展在中国》,载入《2011年“和平谐杯”令围优秀论文集》(获一等奖)。

  现值母校诞生65周年之际,我感慨万千。生我父母育我党,校恩绵绵情义长。如果要说感恩,可以列出很长的名单,国家、领导、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家人、老伴等等。感恩祖国,无论国内外风云如何变幻,总是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感恩老师给我们传播知识;感恩同学、同事,总是相帮,和衷共济,共同奋进。而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吹响了中国全速发展的号角。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短短的数十年,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进步日新月异,科学日益繁荣,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我无比感奋,思绪万千。

  现在,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能够更好地带领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伟大领袖毛主席,无疑都是历史的丰碑,永远值得中华各族儿女敬仰。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母校往后一定还会建设得更美好。、

祝母校繁荣昌盛!

  (文章有删节)

 

作者简介:

  石建中,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男,苗族,湖南省乾州(今吉首市)仙子营人。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先后在中南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博物馆学、苗族史、土家族史等方向的科研及教学。系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新闻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 凡本网未注明其他出处的作品,版权均属于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中心,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网作品的应注明“来源: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其他来源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 有关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方式: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中心 68933481

中央民族大学官方微信中央民族大学官方微博民大校报民大广播台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