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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初来民院学习的日子
来源:胡振华      发布时间:2016-06-20      点击次数:    编辑:李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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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文献给中央民族大学65周年校庆

  今年是中央民族大学建校65周年。我是这所学校语文系的第一批学生。我在这里从学习到工作,迄今也是65年了。65年来,有许多往事值得回忆,我就从初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日子开始回忆,先说说我是怎么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的吧!

  1950年11月24日,政务院第六十次会议批准了一个《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一个《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这两个方案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对解放初期及以后的民族工作顺利开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政务院里设有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的民族事务。中央民委的主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副主任是乌兰夫(蒙古族)、刘格平(回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经常工作在呼和浩特市,赛福鼎·艾则孜是新疆省副主席,经常工作在乌鲁木齐市,刘格平是常务副主任,在北京协助李维汉主持中央民委的工作。1951年,中央民委向全国各个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发去了让各地向中央民族学院推荐学生的文件。我所在的山东大学收到这个文件后,号召在读大学生报名。就在这个时候,赛福鼎·艾则孜副主席自新疆到山东大学来视察,他动员学生到新疆参加边疆建设。许多同学听了学校的号召及赛福鼎·艾则孜副主席的动员后,都纷纷报名。我非常希望能被批准去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然后再去新疆参加边疆建z学张崇藩、陈大明、李云仙(女、回族)、李延良,被批准赴北京学习。

  1951年11月2日晚,我们来自山东大学的五位学生乘火车到了北京。我们下了火车,走出前门附近的北京火车站,按照学校通知的地址,来到分司厅那里的一个小四合院报道。那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刚刚成立,坐落在北京北新桥、交道口附近国子监对过的一个院子里。学校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教学办公室、简易教室、医务室、阅览室都在这座楼里。礼堂和食堂是平房,食堂外边有个烧开水的大茶炉,师生都到这里来打开水。听早来的同学说开学典礼就是在这个礼堂里举行的,朱德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学典礼。学校的人事科、总务科在附近一个叫作分司厅的地方,学生的宿舍分在好几处。我们报到时见到了人事科科长王克同志(女)和副科长周玉山同志(回族)。后来我们才知道,王克同志是当年的红军战士,参加过长征,周玉山同志是回民支队的战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王克和周玉山两位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在屋里煤球炉子上为我们煮了挂面,吃过晚饭后把我们四位男生送到了雍和宫,把李云仙送到了附近一个胡同里的女生宿舍。我们1951年11月从全国各个大学来的这一批60多人中的男学生都住在雍和宫的一座破旧的大庙里,窗户上糊的纸都漏着小洞,夜里刮进阵阵寒风,吹进不少砂土来。厕所离得较远,院里路上的地砖高低不平,加上夜里灯光暗淡,又是旧式蹲坑,上厕所十分不方便。初到中央民族学院,我们上课、开会、吃饭、睡觉不在一个地方,天天跑路,但我们没有人觉得累和不习惯,反而为能成为首批学习民族语文的中央民族学院学生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因为我们都是响应祖国献身民族工作的召唤,自愿报名被批准推荐前来的,也都是有幸能在祖国首都学习的大学生。

  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一律享受公费的中灶待遇,学校分发衣服和学习用具及生活用品,每月还发零用费,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培养民族工作干部工作的重视。这时的学校里只有军政干部训练班一、二、三班,藏语班和我们后来的民族语文班,另外还有一个民族文工团,胡松华那时就是这个文工团的团员。为了适应当时民族工作的要求,军政干部训练班中有原在政府里工作的民族干部、各族大学生、也有少数民族宗教人士和民族地区的起义军官等。他们多数人经过短期的政治培训结业后回到民族地区工作,少数人留校成为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或行政人员。藏语班学生有35人,白振河(回族,参加过回民支队)是班主任,从北京大学借调来的于道泉先生讲授藏语,还有藏族格桑居勉先生协助辅导。我们后来的民族语文班学生共65人,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李春芳和武耀之两位先生是班主任,从北京大学借调来的马学良先生负责民族语文班的教学工作,并讲授《语音学》课。入学的最初并没有上业务课,而是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了入学教育,先听大报告和开会讨论,学习民族情况、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端正学习态度,树立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65人分为若干小组,记得我和李延良、曹翠云、刘应贞、高嘉乐、张彦翼、赵祥瑞等同学一个小组。李延良是政治学习组长,我是业务学习组长,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中央民族学院是延安民族学院的继续,国家非常重视新建立的这所培养民族工作干部的学院,在北京西郊修建了民族形式的新校舍,任命乌兰夫为院长、刘格平为副院长,还有刘春及民主党派的著名专家学者费孝通、夏康农等为副院长,参加过长征的胡嘉宾为秘书长,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尹育然为教务处长,同时先后往学院里还派了不少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来工作,其中有宗群、王萍(女)、霍流(回族)、苏冰(女、回族)、浩帆(蒙古族)等。在全国院系调整时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和从国外回国的一些与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俗学、社会学有关的著名专家和中青年学者都集中调进或兼职于中央民族学院,其中有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白寿彝、翦伯赞、翁独健、冯家昇、王静如、陈述、于道泉、王森、闻宥、傅乐焕、马学良、傅懋勣、周达甫、张锡彤、柳陞祺、李森、邝平章(女)、宋蜀华、石锺建、吴丰培、胡先晋(女)、韩镜清、徐宗元、程朔洛、贾敬颜、黄淑聘、朱宁、吴恒、李文瑾、王辅仁、王良志、陈凤贤、姚乃青等。这些研究民族历史、民俗学的专家学者都在当时成立的研究部工作。他们分属好几个研究室,总的负责人是宗群。当时学校领导班子和师资队伍都很得力、很称职,体现了党的领导和民族团结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民主和谐气氛,标志着中央民族学院面前将呈现出向着欣欣向荣发展前进的美好愿景!

  1952年春天,中央民族学院从城里搬到了北京西郊,我们来到了新盖起来的校舍。这里的周围都是农田,听说学校面积还要扩大,要包括到白石桥边。学校大门附近有一个汽车站,我们进城时就在这里搭公交车。但我们学生常常是步行到西直门再换乘有轨电车。那时校园里没有树,我们在下午课后常常是义务劳动种树。现在,学校里的不少大树都是我们师生那时种下的。对“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谚语,我们老“民院人”有切身体会!

  搬到西郊新校舍后,我们从各个大学来的学生和比我们早来的藏语班学生合成了语文系,马学良老师是系副主任、吴一飞(回族)是系秘书。全系又新开设了维吾尔语、凉山彝语、纳西语、湘西苗语、黔东苗语、黔西苗语、金秀瑶语、凌云瑶语、状语(僮语)和布依语等十个班。当时没有这些民族语的教师,便从军政干部短训班中抽调部分少数民族学员担任了民族语老师。我被分配到维吾尔语班学习,我们的老师是锡伯族的锺棣华先生和维吾尔族的伊萨木丁先生。我们学习的课程有维吾尔语(包括基础维语、会话、文选等)、中共党史、联共党史、政治理论、民族情况和民族政策方面的课及新疆历史、语音学等,还有不少结合当时形势的大报告。新疆历史课是聘请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郭应德先生教授的。为了学好维吾尔语,我们与军政干部短训班的维吾尔族学员合住在一个宿舍,有的三人一间,有的四人一间。这样,既相互学习了语言,增进互相了解,又有利于民族团结。对当时的“民院人”来说,民族团结是基本功,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一走进中央民族学院的校门就能看见高高竖立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毛主席题字)的大牌子。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还把“民族团结是基本功”深深地记在心中。这就是初期的中央民族学院给我的教育!

  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把北京大学东语系中一些民族语专业的师生都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原在北大讲授维吾尔语的李森先生来了,他带来的学习维吾尔语的学生与我们中央民族学院维吾尔语班的学生通过考试,按水平分为甲、乙两个班,我被分在甲班。过了不久,费孝通副院长和胡嘉宾秘书长找我、张公瑾和程默谈话,说由于工作需要,我们三人要提前毕业留校当老师,当时不叫助教,叫辅导员。我在人事处填表的时间写的是1953年1月11日,领导与我们谈话的时间比这个时间还早一些。我被调出是学校让我准备开设佤语班(“佤”当时叫“卡瓦”),招收学生学习佤语。我就一方面作为助手跟着费孝通先生做佤族方面的调查,一方面在马学良先生的指导下记录佤语,编写《佤语讲义》及《佤汉语词汇》。我当时被分在语文系第五教研组做佤语工作,后来协助佤语教师陈学明(佤族)讲授佤语。

  1953年11月,费孝通副院长、语文系副主任马学良先生找我谈话,说是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了解决一些民族需要改革文字、一些民族需要创造文字的问题,要派一些民族语文工作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并参加改革和创制文字的工作。学校领导决定派我去新疆天山南北和帕米尔高原调查柯尔克孜族语言,并参加创制文字的工作。

  我于1953年12月8日离开北京前往新疆了。这一次长达一年的新疆之行决定了我一生走的道路,使我立下了一辈子从事柯尔克孜语言文化教学研究工作、为柯尔克孜族人民服务的决心。1957年,我终于实现了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柯尔克孜语专业,为国家培养柯尔克孜语人才的愿望。后来,在这里接待过吉尔吉斯斯坦著名诗人阿勒·套康巴耶夫和一些吉尔吉斯斯坦学者。“文革”后还把著名《玛纳斯》演唱大师朱素普·玛玛依从新疆接来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玛纳斯》抢救工作。

  如今,每每回想起当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往事,我总会心生感激。感谢祖国和各族人民培养我成长为热爱民族教育工作的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民教师,感谢党和政府教育我要终生为民族团结服务,献身民族教育事业,献身对外友好交流工作。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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