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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 人生坎坷
来源:韩秋白         发布时间:2015-06-08         编辑:赵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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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岁月无情。闻宥教授谢世迄今已经九个年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一切恍如昨日。

闻先生是众多师长中令我十分景仰的一位。80年代初,我有幸应邀在教学之余兼作先生的助手。此后,直到他逝世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这使我对他广博的学识和为人处世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现仅撷取我与闻老直接交往中的二三事匆匆命笔,以示怀念。

“左”与“右”

在50年代中后期,我还是民族学院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时,经常能听到不少著名教授讲课,有朱德熙、罗季光、王均、王辅世、王钟翰、马学良等。在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清癯、矮小身材、带着浓重松江口音的长者,他便是闻宥先生。那时他正给高年级同学讲课,低年级学生无课也可旁听。一次,他讲的专题叫《“左”与“右”》,闻先生旁征博引,贯通古今,讲解“左”字与“右”字的字形、字音以及字的本义与变义,指出“左”、“右”不仅仅是个方位问题,同时也是有关古代礼仪、地位待遇的标志。可以说是有史有论、深入浅出。至今有些例证虽已淡忘,但“左”与“右”这一标题以及内涵却已铭记于心。就在先生的“左右”辩言犹响耳边之际,一场政治风暴无情地袭来,他被卷进了“反右”的政治大漩涡中,成了他学术报告中“左”与“右”平衡的两级中的一极。一个才华横溢正值盛年的教授,就这样被推押着走上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难熬的坎坷之路。尽管他仍然尽力从事他所能及的教学、科研工作,尽管他对人仍是那么谦和,但是,显然他变了,是时光催老,还是内心承受着重挫?总之,在课堂上我很少再见到他像当年那样激昂,那样神采飞扬了。

“教”与“学”

1964年我院汉语系(中文系前身)一成立,闻宥先生便在系中执教,他有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几十年间涉猎语言、历史、金石、哲学、民俗、铜鼓文化等领域,素有“杂家”之清誉。作为年轻的助教,我有幸指定第一次当上闻先生的助手,具体任务是闻先生讲授后,我协助作课下辅导。记得最深的是,那一年为政治系的学生讲古代哲学文选。他亲自编选教材,认真备课,耐心讲授。先生对老子,尤其是对文笔恣肆汪洋的庄周更是情有独钟,课堂上从来不看讲稿,但讲解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使听课变成一种精神享受;有一次,当我情不自禁地在闻老面前道出我的感情时,闻先生那不易展现笑容的脸上隐隐闪过一道光亮,不无诙谐地说:“站在讲台上,我是一无所有的,只剩下庄夫子的‘物’、‘ 我’两忘了”。提起闻先生的诙谐幽默,我又想起一件趣事:闻宥先生,又名闻在宥。和先生聊天时,我曾问及先生之名何意,是不是典出《庄子·在宥》篇?闻老笑而不答,仅仅用浓重的乡音琅琅地诵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下也,……;宥之也者,……。”之后,先生便慢慢的摇头笑着说:“庄夫子要在宥天下,岂不大乱!还是治天下好”。闻先生之豁达、亦庄亦谐如此。

闻先生有很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又十分健谈。他可以把一个闲话题材,转化成为学术问题切磋;可以从一个具体观点出发,将你引入渊博的领域。与闻先生的接触,对我后来从事古汉语教学,无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尊敬闻宥先生,以前在他面前我总是十分拘谨。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又一次面临厄运时,我见到他总是毕恭毕敬的叫一声“闻先生”。因为我知道应该向他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我从他那里真正学到的却又太少了。

“博”与“深”

对于闻先生的学问应当如何估价,通过与闻先生的初步接触,我以感觉到他功底深厚,知识面广,国学西学皆精,对民族学语言文学造诣尤深。但这仅仅是初步接触的印象。80年代初,院方又一次动员我当闻先生的助手。据悉,这次是闻先生点名向院方提出来的。我这次当助手的主要任务是帮助闻先生整理旧日文稿,因为院科研处出版《闻宥论文集》的工作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尽管此时我和闻先生已不在一个单位(闻先生已到民族研究所),尽管我自身负担很重的讲课任务,但是听到这个讯息也很兴奋,可以说是欣然从命,利用暇余时间立即投入了工作。因为这既是学术界的期待,也是闻先生多年的心愿。正如《闻宥论文集》(一下简称《论文集》)“后记中闻先生所说:“这些年来,朋友们看到我快离开人间了,希望我自己编集,留一个小小的纪念,他们的好意我很感谢。”

在整理文稿过程中,除了将先生几经修改的近年内发表的文章誊写校清之外,更多是要翻检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资料,那里有先生早期发表的论文,对年代久远的这些文字,先生并非拿来就用,而是再度以审核的眼光严格修改,然后交给我处理。往往有这样的情景,面对已经整理好的文稿,先生会突然感到意犹未明,于是又追加或删减,然后请我重新抄清,每到此时,闻老便会显出十分的不安和歉意。但是,看到闻老日渐虚弱的体态,我面对他所嘱托的工作,总是不待催促,从不拖延。

皇天不负有心人,《闻宥论文集》终于在1985年7月,由我院科研处内部印刷发行了。但是,就在油墨未干,先生枕边寄赠友人的《论文集》尚有余册之际,闻先生便因心力衰竭,药石不济,于9月27日夜半凌时溘然长逝了。抚摸着这橘色封皮的《论文集》;尽管这册《论文集》只收入十一篇论文,也仅有一指薄厚,但对于闻先生以及了解闻先生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慰藉。

“梦”与“深”

闻宥先生,又名闻在宥。

1901年10月5日,先生出生于江苏松江府(原娄县)泗汫镇一个书香寒门,父亲是清末秀才。1915年后,他离家到松江府中学就读,十分爱好文学,写了不少诗篇,受到南社诗人姚翁的赏识,引荐他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南社诗人一年一次的“雅集”(文人聚会)。此后结识了南社社长柳亚子,并加入了南社,不断发表诗篇,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1920年,先生入上海震旦大学(教会学校)文法学院就读,该校用法语教课,先生法文自然精通;课后先生又自修拉丁文,练就了坚实的外语功底。

自1962年始,闻先生先是在几个私立大学任教,后又经过顾颉刚先生介绍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副教授、教授。此间,他又自学了越语,写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并和法国著名学者马伯乐通信进行学术切磋。1932年,在青岛山东大学文理学院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3年秋至1935年夏,又任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平大学女子教授。1935年秋,重返山东大学,一年后因国家动荡,局势难测辗转到了四川、云南等处。1937年从春至冬在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38年春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学院文史学系教授兼主任,又兼西南联大义务讲师。1940年春至1951年冬,在四川成都私立华西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兼研究所所长,同时兼四川大学教授;1951年冬开始,在公立华西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兼附设博物馆馆长。1952年秋,全国院系调整后,闻先生任四川大学中外文系教授;1955年调到我院工作,直至1985年9月逝世。

这一系列的职务、职称标志着他人生旅途中一个个辉煌的驿站。先生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始终是不倦的、执着而孤寂地进行学术探索;在神圣的讲台上授业解惑。先生笔耕口耘几近六十个春秋,可谓殚精竭虑于教育园地。他一生中梦寐以求的便是在民族学、语言学领域内获得大面积的丰收,他在厄运降临时并未被压垮,尽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作为一个正直、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只要一息尚存,就仍旧在编织美丽的梦,在梦中实现真实的自我。就在闻老仙逝的前半年,他还很有信心地计划着自己要完成的几件大事:一是继《论文集》出版之后,再进行第二卷文稿的收集、整理工作;二是要尽快地完成由他组织编写的当代《词诠》——《古汉语虚词词典》;三是已经物色到一位品学兼优的青年教师,计划招收为自己的博士生;四是为全院学生作一次有关汉代壁画的学术讲座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无情的病魔所吞噬,先生就这样带着深深的遗憾、念念不忘他未竟的工作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

回忆使我心情激荡难平,抬头仰望墙上悬挂的闻宥先生1983年相赠的那飘逸如云、流畅似水的墨宝,先生挥毫我展纸的情景便跃然而出:先生说“我老了,提不动大笔了”,但他仍一挥而就,字修诗雅,堪称“双绝”。这是一首无题七绝,平仄谐合,风格淡远,蕴含了诗人对往事的追忆、对垂老的感慨以及对后人的策勉,其词曰:

“来时还是去时天,欲道来时已惘然。

只有松江桥下水,无情长送去来船。”

闻先生是松江府人,闻先生博深的学识、敏捷的才思,堪于松江之水共流;闻先生那淡泊、坚韧而无欲无求的一生,更像松江清波那么安详宁静。

 

(文章来源:《民族教育研究》(庆祝中央民族学院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专号)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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