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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胡圣手”——陈振铎教授
来源:杨娅         发布时间:2015-06-08         编辑:赵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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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铎(1904.11.28~1999.11.8),字宣文,号晨明,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邵家圈。中国著名音乐家、二胡教育家、演奏家、作曲家及民族器乐革新者、国乐大师、当代民族音乐奠基人之一、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陈先生早年的求学生涯中,深得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奠基人、著名二胡大师刘天华先生喜爱,成为唯一一个完整学完《刘天华二胡十大名曲》的人。而在其八十七载的艺术生涯中,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二胡演奏家和创作人才,创作了大量的二胡演奏曲,还先后整理、撰写了大量专著。他的名曲《雨后春光》、《田园春色》、《弓桥泛月》等广为流传,而其专著《南胡曲选》、《二胡演奏法》、《刘天华的创作和贡献》等更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同时,陈先生在乐器改革方面也颇有建树,率先将二胡设计成了当前使用的前方后圆八角型,并积极支持和鼓励自己的学生将二胡丝弦改为钢弦。这项飞跃性的创举,也影响了琵琶、古琴、筝等民族乐器突破性的改进。

陈先生于1999年11月8日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浓浓师生情,绵绵此一生”

1928年,陈振铎先生考入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成为该校的首届学生。他先后师从萧友梅、李思科、吴伯超、朱荇青、赵丽莲等音乐界前辈,学习二胡、琵琶、锣鼓、萧等乐器和作曲等音乐理论。由于家境贫寒,陈先生在校期间一直勤工俭学,是当时学校仅有的半工半读的两位学生之一。每天下午,他和同学冼星海都在院长办公室刻两小时蜡板或抄写文件,换取每月8~20元的报酬,以维持生计和学业。1929年8月他转学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继续学习。在这里,陈先生遇到了对他影响颇深的恩师——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奠基者、著名二胡大师刘天华先生。在三年多的学习中,他刻苦认真,哪怕是一音、一弓都反复斟酌,仔细推敲,完全掌握了刘天华先生的艺术风格,并主动汲取其它民族乐器的“营养”,海纳百川,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演奏韵味,很快成为同学之中的佼佼者,深得刘天华先生的喜爱。因此,在刘天华先生的学生当中,陈先生成为唯一一个完整学完《刘天华二胡十大名曲》之人。在刘天华先生逝世前,其最后一首作品《烛光摇红》仅传授给了陈先生一人。刘天华先生在病逝当晚,陈先生前去探望,刘先生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我最好的学生”。而陈先生也没有辜负恩师的厚望,在其八十七载的艺术生涯之路上,成绩卓越,他沿着先生所开创的二胡艺术流派之路,继承和发展了演奏、教学、创作、艺术美学研究、器乐改革等方面,将二胡这一民族乐器推向了民乐巅峰,并为本世纪民族音乐能与西洋音乐并驾齐驱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当代民族音乐的奠基人之一。

由于与恩师的深厚感情,陈先生在恩师逝世以后的五六十年间里,仍作了许多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以纪念恩师。首先,大半个世纪以来,陈先生多次举行二胡独奏音乐会以纪念恩师刘天华先生:1942年3月15日,在重庆举办了纪念刘天华先生逝世十周年国乐演奏会;1957年6月16日,在天津文艺俱乐部举办了纪念刘天华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音乐会,陈先生当晚演奏了其恩师创作的全部曲目及一些传统曲目(由中国音协、中央音乐学院、河北师范学院联合举办,总负责人陈振铎);同年11月又在北京再次举办了纪念音乐会(由中国音协、中央音乐学院主办,主办人李元庆、陈振铎);1982年6月8日,由文化部、中国音协、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音乐会在北京民族宫隆重举行。这时的陈先生已年近八旬,但他依然精神矍铄,欣然登台演奏《汉宫秋月》,感情真挚,声音宏亮音乐酣畅,令人回味无穷。其次,陈先生在保存和整理刘天华先生的曲谱和演奏风格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学习和了解刘天华先生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珍贵资料。在刘半农先生的主持和委托下,陈先生几乎全权负责了刘天华先生遗稿的整理工作,于1933年在北平出版了《刘天华先生纪念册》,且没有收取一分报酬。1997年12月,在刘天华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刘天华的创作和贡献》,这是当时已93岁高龄的陈先生历经沧桑的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尽管当时陈先生已是病魔缠身,多次入院治疗,但他仍然坚持写作,以表对先师的纪念。

此外,随着80年代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等的问世,在陈先生和其他二胡民乐家的共同努力下,刘天华先生生前所期望的“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设想终于得以实现,民族音乐开始以强劲势头大步前进,迈向了世界音乐的殿堂。

 

“知之好之乐之,穷其一生贡献之”

山东临淄的邵家村,荷香十里,芦苇成片,景色秀丽。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演奏”着婉转悦耳的乐声,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陈先生便是这其中之一。其母十分热爱民间戏曲,经常带他听戏,陈先生幼年就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十岁起便学起了萧、笛、京胡、民间锣鼓等。192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美术学校图画音乐科学习绘画艺术,打下了坚实的绘画书法艺术基础。1928年他考入了中国第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开始了其音乐事业的探索之路。

陈先生1932年毕业前经刘天华先生的推荐,曾在北京大学音乐科任教。毕业后任天津女师学院音乐系讲师;1939年参加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组建工作,并主持成立国乐组任该院教授和教授会常务理事,又先后任南京国立音乐院、国立女师学院音乐系和安徽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1949年前后又先后任南京国立音乐院教授兼聘任委员会主任,搬迁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创立组建民乐系,任民乐系主任,天津音乐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学委会委员,并聘为中央音乐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等。

陈先生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参加演奏活动,在二胡表演艺术方面造诣颇深,其演奏风格独具特色,弓法严谨,运弓饱满、流畅,且手法细腻讲究韵味,张驰有道,其晚年的功力深厚程度更达到了人琴合一的高妙仙境。

陈先生成长在国难家贫的时代环境下,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可谓情深意重,在其创作的五十余首二胡乐曲中,无一不闪烁着对祖国山川大地和田园风光的特殊感情。他早期的二胡曲《雨后春光》、《花开满园》、《田园春色》、《明月溪流》、《弓桥泛月》、《红光》、《山村初晓》、《芭蕉夜雨》、《初雪》等,旋律优美、流畅,趣雅委婉,多以自然风光为背景,且饱含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因而广为流传,令很多二胡爱好者倾慕。

《雨后春光》于1934年5月17日在天津创作,1982年8月修订。该曲首次运用了拉弹颤弓加打音的二胡技巧,描写了春日田园雨后的风光,曲调优美明亮,旋律流畅抒情,且情感真挚奔放,表现了人们对田园风物的爱慕和赞美。

《花开满园》创作于1935年,1978年又加以修订。全曲分为三段,基本均用了颤弓及打音的演奏手法,第一段为如歌的慢板,娓娓叙述、深情赞美,第二、三段则表现了犹如满园处处花开、蝶群飞舞的意境。此曲主要描写的是冀东农民抗日起义军首战报捷,故又名《凯旋》。

《田园春色》则是1941年4月写于重庆青木关。此时正是春暖花开,万象更新,农田忙碌的季节,此曲形象地表现了这种清新美丽、富有生气的田园春色,以此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明月溪流》创作于1941年中秋,是陈先生在中秋节月明之夜一气呵成的。此曲也是对大自然的描述,节奏富于变化,旋律优美动听,前段描述了明月之美,后段则“闻”溪流之声,非常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对大自然地热爱和对人生的美好追求。

《弓桥泛月》写于1941年秋,当时渝南泉举行音乐会,会后陈先生与友人漫游南泉,泛舟溪流,归途不知月上乐山,桥头溪中泛印月影,与瀑布相印成画,引人入胜,益增对伟大祖国大自然的热爱,遂作此曲。

《红光》原名《银光》,是陈先生于1943年2月创作的。当时各同盟国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归还了各大都市的租借地(租界),举国为之振奋。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红光》,是象征旭日东升,红光满天,表示幸福生活即将到来的喜悦。值得一提的是,此曲是二胡在创作技巧上最早运用内外弦“快弓”手法的曲目,乐趣表现了愉快兴奋的情感。至此,快弓的运用也打破了传统的演奏方法,出现了新的演奏高峰,其充分表现欢快喜悦、紧张急速乐思的演奏技法,作为一个崭新的开端,为二胡在新时代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刘天华先生传授,陈先生编订的古曲《汉宫秋月》得到了世人的喜爱。乐曲表现了优美、怨慕的意境却又不乏沉静轩昂之情,生动地表现了皎洁月夜,古代宫中妇女对月生情、哀怨无限的音乐形象。此曲在陈先生的精心修订下,加之其亲手演奏并对演奏艺术进行再加工,把乐曲的意境渲染得更加淋漓尽致,也充分显示了陈先生得艺术修养和个性。

陈先生的创作除在反映田园风光方面颇有建树外,其反映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点的曲目也不胜枚举。如抗战歌曲《血雨腥风》、《光荣胜利终归我们》等,赞扬冀东抗日首战告捷的《花开满园》;歌颂游击战的《旌旗飘飘》;针砭时弊的《一叶之秋》;迎接抗日胜利的《鸟雀呼晴》和描写青木关“血碑处”,意境博大深远的《关山对》等。新中国成立后,陈先生还创作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春耕》、《歌颂十三陵水库》等。

《歌颂十三陵水库》又名《水库颂》,是1958年陈先生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后的有感而作。第一段运用了民间音乐中的闪音手法表现水库气壮山河的雄姿;第二段描写了修建水库时的劳动景象,表现出众志成城的豪情;第三段则缓慢如歌,回忆了过去的荒芜和水患,赞美了如今的水库,既有对唱、叙述,又有赞美的对比的音乐形象,是歌唱性的问答句;第四段进入了高潮,旋律以欢快跳跃、铿锵有力的节奏,表现了千年水患从此消除,人们开始走向幸福生活的欢快激昂之情。

陈先生的艺术之路充满了探求精神,其在二胡演奏上成就卓著,不仅首用了颤弓及打音的演奏手法、最早使用了内外弦的“快弓”手法,他还是将工尺谱改为简谱、将二胡推向民族交响乐团首席的第一人。陈先生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设计了前方后圆八角型二胡,这种二胡不仅音色比六角形和圆形二胡好,而且一个琴盒可以放两把二胡,携带更加方便。此外,他还鼓励和支持学生张子锐将二胡的丝弦改成了钢弦,推进了民族器乐二胡的发展。

陈先生一生都在为二胡事业的发展积极奔走,他不仅完成了二胡基本构架的改造,也为构建二胡的知识框架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2月,陈先生在天津女师学院首先出版了工尺谱版本的《南胡曲选》,这是继《刘天华先生纪念册》之后的中国第一本二胡专著教材。1945年7月,陈先生又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首次将二胡专著公尺谱版本的《怎样习奏二胡》改成简谱出版,此举对于丰富二胡教材、培养专业人才和普及业余二胡教育都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而此后的五年间,陈先生又亲历搜集了民间鼓篇并编辑成《民间锣鼓》一书,于1950年在上海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1951年2月,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陈先生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的第一本二胡专著——《二胡演奏法》,后又多次再版,影响颇为深远重大。1982年,陈先生再次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作品,并添加了后来新的创作,在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印刷出版了《陈振铎编作曲选》。1997年12月,已93岁高龄且身患重病的陈先生为纪念恩师仍坚持完成了此生的最后一本专著——《刘天华的创作和贡献》,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在为实现“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艺术道路上,陈先生秉承了传统的思想,却又不失创新。他的创作无论是二胡乐曲,还是专著,都体现了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执著精神和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不愧为后人称为中国的“南胡圣手”。

 

“无隐毋我、有教无类,喜得桃李满天下”

陈先生在近七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以其独特开明的教育观念和严谨无私的治学作风,在民族音乐教育这块园地上,培养了一大批二胡演奏家和创作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教学上,陈先生继承了恩师刘天华先生所倡导的“德艺并重”的教育思想,要求学生首先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热爱生活且有忠诚报国之心的人。先生从不批评和辱骂学生,也不因其聪慧程度或家庭环境而有所好恶,而是一视同仁,坚持以鼓励为主的教学方法,因人施教、耐心引导,让学生循序渐进的体会乐曲意境之后再有感而奏。先生也从不要求学生完全模仿自己的演奏风格,而是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甚至希望他们超越自己,将民族器乐二胡推向更高的辉煌。先生常说,每个人由于生长环境的差异,其内在素质必然有所不同。我们当教师的,就是要善于发现学生内在的特殊气质,鼓励他相信自己,并引导、诱发他的潜能,使之成为具有个人特色的演奏家。此外,先生还提倡学生要一专多能,不仅要会演奏二胡,还要学会创作二胡乐曲,他积极主张在音乐学院创设民乐作曲班,为我国民族音乐界培养了许多创作人才。

先生待人谦诚、平易可亲,对学生常以“乐友”相称。他认为,在艺术的所有领域中,师生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授与从,而是应该互相学习、平等交流、共同研究、取长补短。

先生虽然生于封建的旧社会,但他从不守旧,思想极为开化,对于进步的新生事物往往采取认同和支持的态度。其学生张子锐将二胡传统丝弦改为钢丝弦时,尽管受到了来自许多专家的质疑和阻挠,但陈先生依旧大力支持和鼓励其弟子的改进。事实证明,改用钢丝弦的二胡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音色,反而音色更加明亮,且解决了丝弦易断的缺陷。这一创举很快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甚至后来琵琶、古琴、筝等其他民族乐器,也相继改用了金属钢丝弦。此外,陈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设计的前方后圆八角形二胡也普遍推广开来,真正推进了我国民族器乐的改革与发展。

先生为人师表、厚以待人,办事公道,门弟观念淡泊,深得学生的喜爱和崇敬。先生在世时,每年十五元宵,五湖四海之弟子皆主动登门探望,显示了先生德高望重的地位。先生的学生如今大多已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二胡演奏家、二胡教师,如:

胡季英(纽约中国音乐院教授)、张锐(南京前线歌舞团团长)、陈朝儒(中央民族乐团首席二胡)、张子锐(民族音乐学家、乐器改革家)、瞿安华(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郭承新(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王振先、王国潼(著名二胡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顾问)、王克达、居文郁(天津音乐学院教授)、卢俊德(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大中、毛中明、尹槛、宋友权、陈立身(现名布多阿森,中国牛角胡之父,也是中国目前惟一的牛角胡演奏家)、普成贵、方绍忠、黄景辉、董锦汉(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中央少数民族乐团指挥)、高云山(山东音乐家协会民乐协会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民乐系教授)、朱郁之(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著名编曲家)、陆修棠(二胡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后人称其为“二胡圣手”)、裴衣云、杨其铮。此外,洛辛、黎英海、刘文金、吕绍恩、严良堃、刘诗昆等人在创作和其他很多方面也曾求教过陈先生。


“人而亦仁,久而敬之”

先生独特的教育方式不仅为国家、为民族音乐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进步、开化的教育观念对子女的影响也极为重大。先生思想开明,不守旧、不固执,也从不强迫子女继承父业,他尊重子女的选择,只是鼓励和告诫他们“做事要有恒与毅之心”,“追求事业不图金钱和回报”。先生亦是一个懂得生活情趣之人,工作之余还在家中小院里栽种了许多瓜果豆菜,他常乐观风趣的把这种劳动称为既可健身又能品鲜的闲娱方式。生活中的先生同样也很自律,且精于养生之道。他从不挑食,饮食规律、节制,并尽可能的以清淡为主,这大概也是先生如此高寿的秘诀之一吧。

先生心胸豁达、襟怀坦荡,平易可亲、乐于助人,爱憎分明、品德高尚。他淡泊名利,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全人类所享用”是其一生所追崇的学术思想。先生亦爱党爱国,为党的民族音乐事业贡献了毕业的心血。他一生都在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甚至在93岁高龄时仍满怀赤诚之心不断递交入党申请书。然而,直至弥留之际,先生依旧未能得偿所愿,此乃其一生最大的遗憾。

先生逝世时,灵堂拜祭之人络绎不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也送上花圈以示悼念,足以体现先生一代大师的显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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