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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志:中国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开创者
来源:常鑫         发布时间:2015-06-08         编辑:赵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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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志先生(1902一1991)是中国现代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其一生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以及民俗学的研究之中,为中国文化人类学做出不朽的贡献。

杨成志生于广东海丰,1923一1927年就读于岭南大学历史系,后加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8年远赴云南,对凉山彝族的社会与文化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开中国学者西南民族调查之先河。1932年公费留学法国,先就读于巴黎人类学院,随后转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以《罗罗文字与经典》或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山大学研究院教授,为华南地区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科研骨干,堪称一代宗师。

1949年后,杨成志调往北京,任职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1952年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78年,与人共同发表《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积极参与与筹办中国民俗学会,是中国民俗学科最主要的鼓吹者与推动者之一。

杨成志的主要著述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吉》、《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人类科学论集》、《广东的人民与文化》、《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等;译著有 《民俗学问趣格》、《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等。

青年求知经历 播种勇往直前性格

1902年5月1日,杨成志诞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汕尾镇盐町村的一个贫困海员家庭。乳名"浩",宇"有竟"。真名与字取义于中国古代格言"有志者事竟成"。杨成志自幼熟读 《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9岁时,跟父亲扒船到了广州。17岁时,考入县立中学。时"五四爆发,彭湃在海丰响应,杨成志触动很大。盐町原是海边渔村,后来成为海盐集散地,村民以盐业为生。杨父经营有方,与社会贤达交往甚密。杨成志读了一个学期,便被父亲托人转学到佛山镇华英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1913年出英国卫理公会派创办,教育水平高于海丰中学。杨成志在此学习外文和数理化知识,接触西方文化,形成人生信念。

青少年时代的杨成志是在刻苦奋斗中求学进取的。1923年春,杨成志考入岭南大学(校址即今中山大学)历史系。这是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一所大学,良好的英语教育和学习环境,进一步影响着他的人生兴趣。在岭南大学读书期间,杨成志同时兼任岭南附中的历史教员和附属华侨中学的中文教员,以半教半读的方式完成学业。当时地处大革命时代中心广州的岭南大学曾经汇聚了南方许多热血青年,著名的如洗星海等。在反帝爱国的思想影响下,学生出版了《宁死》专刊,赶走了外籍牧师监督,从美国教会手中收回教育主权,宣布中国人钟荣光为校长,并创办了许多激进的文化刊物,如《南大青年》、《南大思潮》和 《南风》等,先生在其中工作,任过主编,为创建中国新文化而呐喊。

1925年,孙中山先生最后离开广州北上,临行前在岭南大学演讲《青年当立大志》。杨成志亲玲孙中山先生教诲,并速记全文在《南大青年》上刊载。同年,杨先生又在何香凝任所长的"妇女讲月所"兼讲"新闻学"课程。在校读书期间,杨先生还撰写了《毋忘台湾》等小册子,呼吁早日收复1895年被日本侵占的祖国神圣领土台湾,该书由郭沫若作序。甘乃光题写书名,于1926年出版。大革命时代的熏陶,使青年杨成志养成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性格。

滇川调查之行 彰显科学探险精神

1928年夏,杨先生结束南大学业,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工作。在傅斯年、顾颉刚倡导"到民间去"的口号下,积极参与组织《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举办民俗学讲习班、民俗文物陈列室等,并参加创办《西南民族研究专号》、《民间文艺》、《民俗》周刊等杂志,担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在此期间,杨先生翻译的英国班妮女士《民俗学问题格》出版。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都是为深入民间,发掘民族文化的源泉,创建中华民族新文化作准备。

1928年夏天至1930年,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山大学联合派遣,杨先生和容肇祖、俄人史禄国教授天妇一行四人,在云南进行民族学调查。他们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转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容先生在昆明购买了不少《云南丛书》先期回粤,杨成志先生和史禄国教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昆明地区的一些学生、士兵和监狱犯人做了体制人类学的测量;访问了当地学者和外籍传教士;查阅云南史志文献,初步了解了云南省和西南地区的民族情况,并选定异常艰险的川滇交界的凉山彝族作为调查对象。史氏不敢冒然前往而回粤,剩下时年26岁的先生独自执行调查任务。"我当时所觉得的,有两种背驰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恐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的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

青年时代的杨先生怀着一腔求知的热血,携带上当时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介绍信,于9月1日向滇东北进发,经大板桥、杨林、羊街、功山、钢厂、瘌头坡、鹧鸡、东川等地,抵达金沙江畔的巧家县城,历时半月。巧家县长力劝他放弃此行。实因为这一带高山激流、交通险阻,且匪盗众多,尤其是旧时凉山的奴隶主常掠汉人为奴,安全得不到保障。但是,杨先生得决心己下,认为外国人探险南北极尚能做得到,而凉山就在我国境内,眼下只隔一江之遥,山顶上彝民的茅屋己隐约可见,为什么不能去探险一下?他在熟悉彝情人士的帮助下,沿着金沙江步行了3天至大田坝,乘一条小木舟,惊恐方状地越过汹涌湍急的江水,到达凉山脚下一个叫六城坝的县佐驻地,因连日来旅途劳累而病倒。到了晚上,"所闻的只有闷裂心脾的山风声和江流声相奏和,狗吠声和枪声相互相应,令我的灵魂加入地魂,令我的身体如坐针毡,自悔何苦到此凶山恶水的惨境",但想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觉从悲苦中兴奋起来"。在民族关系颇为隔阂的年代,附近彝村听说省府派来专员,于翌日黄昏结集了约40多名的武装,攻击县佐驻地,只有5个人的县佐衙门抵挡了一阵,后有汉人团兵来援,方才退去。

这期间,杨先生结识了几位当地会操汉语的彝民朋友,诚恳地向他们求教学习彝语,又通过观察当地三日一市的黄草坪"赶场"贸易活动,使得他和当地人之间有一个互助观察接触了解的熟悉过程。后经联络交际,才获得彝民中有声望的酋长禄呻押的准许进入凉山调查。是年10月,他由彝民友人带路,携礼物拜访了禄呷呷,禄酋长宰牛置酒款待于他。他尊重彝家的风俗习惯,不断克服异文化的困扰,和当地人同吃同住,结下了友谊,从而比较顺利地展开田野调查。

在凉山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先后经过了200多个彝村,行程约500余公里,了解和搜索到不少20年代末彝民社会的组织结构、文化习俗和彝文宗教经卷。他深感彝民的豪爽质朴、热情好客,重情感亦重友谊,非外间所传的"野蛮"。他重视民族的教育,经他建议,在诸路磨开和斯古开办了两间小学,聘请了两位汉人(师爷)任教。在结束调查离开凉山时,他同禄酋长等人合影留念,依依话别,禄酋长赠送他一只当地的狮子狗,以解他归途的寂寞。从凉山返回时,他还邀请了几位彝家朋友,渡江同来巧家县城观光,以开其眼界。在巧家停留的5个月中,他于当地勤奋地学刀彝文彝语和苗语苗文,以便今后能够读懂和研究用老彝文书写的宗教经卷。他原拟取道昭通经贵州到四川,顺长江一路调查回去,不料滇黔军阀开战,旅途不通,不得已于1929年5月出原路折转回昆明。

杨成志先生在昆明住了9个月,其中用了3个月时间对当时昆明县彝、白、苗族作了调查,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了上述民族的语言。认为住在市郊5个乡的"散民,"罗罗"、"白夷"、"黑夷"和"子君",原是"罗罗"(彝族)的同族异称;白族的所谓"白子"和"民家"的方言,是"罗罗"与汉族及他们原有语言混合或递变而成。他还发现当年的昆明县 (不含昆明市)人口约有20方之众,其中少数民族即占40乃,约有七八方人之多。他估计,远离昆明的山区少数民族就更加众多了。

杨先生回到昆明后,受到学界的热烈欢迎,皆盛赞他的科学探险之精神。他先后应邀在十余所学校演讲,报告他在滇川调查的经历、体会和收获,提出在云南开展民族调查研究的必要性。他的各场演讲,非常注意针对不同受众而发,还现场展示了他实地搜集的民族文物和照片,观众受益良多。他为了日后编写《云南民族志》和《云南民间文艺集》做准备,特地编制了"西南民族调查略表"和 "云南民间文艺征求表",在各处演讲会上对表格内容逐一讲解,分发给师生,请大家根据自己的见闻逐项填写。他还通过省教育厅向全省104个县的教育局长寄去上述表格,并附一份言词恳切的信函,请他们填写寄回。此一信函题为"关于开掘云南文化上的一封要函",表达出杨成志先生从事民族学调查研究之动因,也反映出我国老一辈民族学家青年时代的爱国情怀与学术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杨成志在昆明进行民族调查时,在距昆明二十里的昭宗夷村,发现了最早的彝文抄本。杨成志当时"用尽心机及方法"购得此残经后,"喜慰不已",并认为此经是"神权时代夷人遣虫祈雨之书,乃足以完全表现原始人的思想的源泉和行为的真型,较诸所谓矫揉造作的《圣经真传》,其价值更高", "不特系云南的孤本,亦即全国或世界绝本"。此经的发现,也引起了当时云南学者秦光玉、袁嘉谷,张雨甘、张希鲁等的重视,"他们闻而大悦,称为空前发见的宝物"。目前己有学者称这部《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为迄今发现的彝文典籍中抄写年代最早的一部,包含有关于诸神起源及祖神崇拜、彝族"叹毫"(祭司)的起源传说、彝族古代氏族部落杰出首领和英雄人物、彝族先民宇宙观、自然观、婚姻礼俗、图腾崇拜诸方面的珍贵史料。

国内外学术路 奠定一代宗师伟名

1930年,中山大学派杨成志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留学,两年之后获"人类科学"毕业证书。1933年获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4年,杨成志应邀参加第一届国际人类民族科学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趣为《罗罗文字于经典》的法文论文。此论文被译成英文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办的《人类》杂志上发表,又被日内瓦《东方与西方》杂志分四期连载(1935年)。德国《种族学志》刊载杨著 《罗罗族起源及其性格》(1935年)。维也纳 《人类志》亦载杨著 《被遗忘的罗罗文明》(1936年)。很明显,这些学术活动都是凉山之行的延伸,是对实地调查研究成果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内的研究与宣讲。

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杨先生充分利用寒暑假在欧洲作文化旅行,直接考察西方的文化研究成果及其宣传方式。这些考察活动对他后半辈子的学术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曾经三次环游德国,参观各联邦首府的博物馆,访问各大学的人类学系和研究所,到比利时首都茄鲁塞尔参观人类学系和博物馆,还到意大利首都罗马游览名胜古迹,参观教皇国究蒂冈的世界民族博物馆,还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博览藏书达半年之久,由利用归国途径莫斯科逗留一周,参观红场、列宁墓、博物馆及中山大学原校址。

1935年冬,杨先生学成归国,执教于中山大学并担任人类学部主任,后来又办人类学系,从1935年到1949年期间,杨成志一心培养学生,先后培养了10余名研究生。十弟子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民族学界的名宿。杨先生在教学过程中,承担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史前考古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等课程。又聘请名教授来讲课。他亲自带学生做田野工作。1935年12月至1936年5月,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与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共同考察海南岛的黎、苗 。在岛内进行人体测量和经济生活、语言、风习及信仰等方面的调查。了解到海南岛的苗族原是瑶的代称,是明代由大陆迁移去的。t937年8月底,日机开始轰炸广州。10月,铁骑临境。杨成志等人正襟危坐在防空洞里,听取研究生的论文答辩。1939年1月30日,中山大学师生分为15批迁往云南澄江。杨成志带领一批学生逃难,中转梧州、桂林。1940年8月,师生水土不服,思乡心 切,全校迁到广东坪石。随着日寇经粤汉铁路由长沙南下韶关,1945年1月,中山大学又迁往梅县。7年中,杨成志恪尽教授天职。194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组织学生调查乳源乌坑瑶山。坪石时期,指导学生完成硕士论文,还搜集了几箱文物。1944年冬,他到美国考察人类学,在伯克利大学与克鲁伯和罗维见面,进一步接受历史学派的影响。日本投降后回国,翻译出版了《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除了系统讲授西方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理论之外,杨成志还把自己的学术活动转向民俗学的理论建设和民族博物馆的文物搜集、陈列、展览等方面。杨先生首先着手恢复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重办《民俗》刊物,改为季刊,亲自任主编。从1936年到1943年,共出了两卷八期。中大《民俗》季刊本的学术理论意义在于,用人类学的基础理论规范中国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使中国民俗学具备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形态。这对1983年以后再度恢复的中国民俗学学科理论建设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杨成志教授便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奠基者之一。这是国内外民俗学界的共识。

1944年冬,杨成志作为中山大学访问学者被派赴美国考察人类科学、黑人、印第安人和华侨。先是再首都华盛顿访问民族学研究院,参观国立人类学博物馆以及国会图书馆,谒见专家教授,参加人类学民族学座谈会,又到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先后访问纽约的自然博物院人类学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文教单位,应纽约文学会邀请作《中国语文概况》的报告,在报刊上发表《中国书法》、《台湾人民》、《广西民族》等文章,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并到"唐人街"访问侨胞,参观黑人聚居区,调查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从美国回来后,先生复任中大原职,在人类学系继续培养研究生,组织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出版《民族学》周刊共76期。

从1935年至1949年的14年间,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杨成志矢志不渝地走民族学之路。他"对民族学的研究支持三方面进行,首先对现代人类民族科学理论基础求纵横的认识和了解。其次在教学上着重培养研究生(包括本科三、四年级考古、民族和民俗学学生),引导其兴趣,醉心专业,在田野工作上分析实况和发现问题,做出客观的识别。最后,主张研究路线要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是由 ‘手’抄录转贩出去!"

民大潜心研究 追求真理直至终生

1949年冬,杨先生调到北京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这一时期,他主要是编写 《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略图》(即《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图》初稿)、《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简表》、《中国少数民族旧有政治制度概况》等少数民族基本情况供决策部门参考。

1952年,杨先生调任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兼文物室主任。从此,杨先生专心致力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发掘与宣传。

1954年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少数民族文物工艺展览》。同年10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举办《台湾高山族文物图片展览》,并在《光明日报》发表《台湾高山族物质文化成就》。

1955年,配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座谈会在西苑旅行社举办《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展览》。

1956年主持并参加起草《中国民族博物馆十二年远景规划》,参加起草 《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起草的三人有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1956年8月到10月主持调查广西宁明县明江花山崖壁画,同时在当地采集和发掘了有肩小石斧、铜斧、骨针等文物,在广西政协礼堂举办展览,并邀请各界人士举行报告会。1956年10月7日《广西日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杨先生被尊为中国岩画发现与研究的先驱之一。

1958年5月24日和30日,应专家局邀请在友谊宾馆向苏联百余位专家做《中国南方苗、瑶、黎、傣、彝、壮6个民族概况报告》,内容被译成俄文在苏联民族学杂志刊登。

1960年10月在南宁完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广西资料汇编》共约百万字,底稿存广西民族研究所。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浩动中,杨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民族学院和湖北沙洋的民院干校劳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3月,杨成志先生以激动的心情参加了社会科学院的学术讨论会。同年11月,他和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塑、钟敬文、罗纹平等共7位教授联名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发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积极参加筹备建立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同时,积极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等学会,任理事或顾问,并撰写学术文章,到会做学术报告。

早在 1944年到美国访问时,杨成志就帮助黄鼎臣联络华侨筹建致公党,1979年被推选为致公党中央委员。在与共产党荣辱与共的35年间,先生从敬仰孙中山进一步到敬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84年10月,在83岁高龄之时,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1987年12月先生离休。1991年5月30日夜,先生起来行走时突然摔倒,无疾而终,享年90岁。

回顾杨成志先生的一生,感到其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勤勤恳恳,让人感动;其一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精神催人们奋进,令人们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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