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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师乘鹤去,风范万世垂
来源:贾仲益         发布时间:2015-06-08         编辑:赵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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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之道:学海勤磨砺  求索伴一生

1923年6月19日,宋蜀华先生出生在成都顺城街圣公会一户书香之家。学贯中西的父亲宋忠廷(号诚之,清光绪十八年出生)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外文系教授,他对子女要求宽严张驰有度,并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奉为家训,对先生一生影响至深。

与许多孩子一样,在先生6岁时,父母将其送到教学严格的启化小学,12岁小学毕业后入成都私立高琦中学,一年后转学至教会学校——建国中学。先生自幼十分勤奋、用功,学习多上等。巴山蜀水的灵秀及宽严适宜的家教,使其淡泊天成的品性不断得到凝炼。初中毕业后,先生入华西协合大学附中读高中,1942年毕业。父亲虽对西学兴趣浓厚,但对中国传统史学亦较为钟爱,受其影响和熏陶,先生对史学也颇为有志,经反复权衡,遂慕名投考有顾颉刚、钱穆、张维华等名师执教的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抗战时期的成都华西坝名校云集,各大学实行学分制,学生可跨校选课,各校相互承认学分。在主修历史的同时,先生又选修了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冯汉骥教授的人类学课程。在此过程中,先生逐渐对人类学发生了兴趣,且与时俱增。1944年秋,先生与几名同学转学入由林耀华先生执掌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成为成都燕大最后一届校友。不过,让先生没有预料到的是,此次专业转向,也为他未来一生的研究旨趣埋下了伏笔。1946年,先生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获社会学学士学位,随后留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从事文物登记、分类、编目等工作。1946年冬,先生获得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奖学金,1947年初,赴澳洲入悉尼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厄尔金(A·P·Elkin)教授攻读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49年的中国正处在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刚刚获得硕士学位的先生意识到祖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变,他谢绝了恩师的挽留,抱着“中国人为中国人服务”的信念,毅然决定回国。先生于1949年2月初启程回国,3月下旬抵成都,继续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工作。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随后应林耀华先生之邀,先生参加了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科学工作队入藏进行科学考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入藏进行研究的学者队伍。当时科考队是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炮兵营一起进藏的,队员身着军装,实行军事化管理。新中国建立之初,入藏的路途极其艰难,山体坍塌、土匪攻击时有发生,高原反应、缺粮短炊也常威胁着队员们的生命。先生与科考队成员一起,翻越山岭、骑马徒步,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历时一个月才抵达拉萨。由于农奴制残余的影响,藏区的工作环境也充满了诸多的困难,但队员们不为此所惧,克服重重阻碍,以他们坚韧的毅力顺利完成了任务。艰苦环境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给先生留下了至深的记忆,他的精神世界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他时常回忆高原强烈的阳光、苍莽的雪山和碧空如洗的蓝天,还有朴实勤劳的藏民,在他看来,那是一片圣地,目光所及都会使人产生遐想,触动心灵,尘世间许多繁芜、名利都会被阳光、雪山、蓝天冲淡,让人渐入一种境界。西藏考察归来后,先生撰写了“西藏社会概况”、“昌都地区社会概况”部分稿子,此后又根据调查所得资料,对西藏农奴制和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之先驱。除西藏外,先生还到过青海、云南、贵州等地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这些经历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锻炼了其心性,凝炼了其思想,使他对学科、对世事的认识有了更加睿智的体悟,从而影响着他对学生的教育,无论是知识方面还是为人处事、教书育人方面亦如此。他曾在一本专著的后记写道:“我的田野调查工作,主要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特别是在参加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期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来,除教学外,由于行政工作缠身,虽也曾多次前往云南并到过民族地区,旧地重游。然而到了民族地区也仅仅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再也没有像50年代那样能够长期蹲在民族村寨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机会。尽管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但苦中有乐,每有所得,倍感愉快。”

先生的妹妹曾讲述自己兄长年近八十开始学电脑打字的故事:1990年代后,计算机逐渐普及。学校日常教学管理中也开始使用计算机,网上下载办公资料、网上提交或用打印稿提供有关教学资料渐成为教师必备技能之一。先生逐渐觉得不会使用计算机的诸多不便。恰巧在美国工作的女婿给他送来一台笔记本,先生便开始对这个洋玩意认真钻研起来。他请来电脑操作较好的同事的孩子,给他讲解原理和如何操作。他把从开机到打字最后到关机的所有操作程序,按顺序一条条认真记录下来,然后开始练习。如果平常还有不甚明白之处,除了看笔记外,就问孙子。先生学的是拼音打字,可他以前没有学过拼音,于是就一点点练,家人至今还记得他学电脑时的那副认真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他已能用拼音输入法打出较短的文章了,虽然速度慢,但对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实属不易之事。有同事戏称,先生可能是中央民族大学最老的学习电脑操作和打字者,并传为佳话。

 

师者之风:教书先育人 治学以致用

1952年,教育部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燕京大学民族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及社会学研究所被取消,先后并入中央民族学院。这年8月,先生参加的西藏考察队也结束了考察工作,由成都乘飞机经重庆抵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这时恰逢中央民族学院成立研究部,先生便与科考队社科组的部分成员一道留在了北京,参与研究部工作,从此再未离开过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书育人工作,期间还曾担任过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专家委员(1984~1996年)等职。

半个世纪来,先生不仅承担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还独立培养了数名博士研究生。先生的教书育人思想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人与为学并重、学术的应用性、严谨认真的作风、严于已宽于人的品行、勤奋好学的表率等。

宋蜀华先生看来,学习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得当与否,不仅关系到如何获取知识的问题,而且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故极为强调“三基”的重要性,即学习过程应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的重要性。因而在教学中,他既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也倡导知识的提炼,通过基本知识的学习总结出普适性的内涵来,同时在更高的层次上如何运用理论去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现象。这种层层递进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如何去看待知识的结构和内涵,从而有效地理解知识的意义。至今,该方法仍让许多学生受益颇多。不仅如此,先生自己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也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方法来,如纵横观的提出。先生认为,历时与共时研究都非常重要,民族学的研究不仅应注重当下,还要与历史资料相互结合,才能更好地阐释社会文化现象。同时,在进行中国社会文化研究时,不要一味地遵从国外的理论,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国情,这样才能得出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方法,故而积极倡导民族学中国化的理念。

在培养学生方法论学习的同时,先生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他一再强调为学与做人的关联性,治学必先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是他奉行的人生准则。他教育学生对人要学会包容,理解他人,不要太计较,并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先生大味至淡的人生态度感染了许多学生和同事,深受他们的敬重。

对先生而言,学习既是充实自己思想灵魂的有效方式,也是服务于民和社会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学术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故先生一直在思考和探究学以致用的问题,即如何将学术研究与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当地人及民族工作服务,并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有机结合和遵循民族学中国化发展的思路和理念。

先生行事十分认真严谨,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为人处事均如此。他认真备课,一丝不苟,循循教诲。虽然社会事务繁忙,但先生一般不会随意耽误学生的课,且在上课前都要认真备课。2004年7月,先生在美国没有任何先兆地平静离去,家人在清理他带去的遗物时,才发现带去的除了书,就是备课本。先生从教50余年,许多课程他教授多年,许多知识都已娴熟于心,但他仍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每一堂课。他的备课本全是手写的,在页眉和页脚及两边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我们的师母都不知道,本想让他到美国好好休息,却没想到他将备课本带去了。

学生对先生颇深的印象是其儒雅的风度和认真的态度。无论何时,先生满头的银发、得体的装束和充满智性的神态总是给人一种中国纯粹知识分子的形象。先生儒雅的风度得益于巴山蜀水的灵秀、宽严适宜的家教、学贯中西的学养和对生活的感悟。那份神情,是一个平凡之人不易修来的内涵。而从其儒雅的神态中,学生们往往又看到先生的认真和严谨,也正是这种认真和严谨,让学生们充满深深的敬意。如果说先生的儒雅是学生们对其外表的感受的话,那么先生的认真则是学生们深有体会的感触了。有多位师弟师妹与笔者说过,先生上课极为认真,没有极特别的事,他是不耽误大家的课的,而且他每次总是提前准备好详细的备课本、提纲,给同学们讲解。先生喜好看书,对学科前沿他常常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尤其是他精通英文,一些专业英文书籍看后还常在旁边做摘要、注解。不仅如此,他亦常布置一些选题让大家回去看书并思考,下次上课共同讨论,且要谈出各自见解和心得来,鼓励学生积极探索。当学生谈问题时,他极认真听讲,并做记录,待学生讲完,他集中点评,让学生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记忆和精力,毕竟是80高龄的老人呀!由于一些师弟师妹是在职攻读学位,又有工作、家庭之事牵挂,有时忙得来不及看书、思考,在课上常说不在点上,这先生则非常严厉,让他们准备好后下次再发言。先生平时言语不多,亦不轻易批评人,一旦态度表现严厉,说明他对此事已很有看法。所以,每次上课,一些师弟师妹总是忐忑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思考有不尽之处。如系布置的作业,先生也总是亲自细看、批阅,修正错别字,提出商榷之处,甚至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先生的严格要求使学生们在三年的学习中不仅踏踏实实学到了许多知识,也明白了做人更甚于做学问。   

近十余年来,先生每年都有许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要参加,且多集中在5、6月份。除了自己的学生外,还有其他导师的学生答辩先生也会参加,因为每次请到他,他总是不好意思推脱。先生看论文非常认真,从文章的结构到理论方法的运用,史料的出处,甚至标点、注释等,他都仔细看,并标注在论文的空白处,或另用纸张写下来。对学生的答辩他既严格要求,又热情鼓励,并提出殷切希望,而且每次总是谦虚说“学到了很多东西”。

几年前,先生所在的学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每位在职的教师都要负责指导几名本科生。作为院里最年长者,先生自己尚有博士生需指导,还担任着许多社会工作,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威望,但他却不以为自己特殊,也要求指导几名本科生。在先生故去后,其中一名叫江秋雨的本科生,写了一篇《怀念恩师———宋蜀华》的文章,其中写道:“记得刚知道老师将是我的导师时,在同学、师兄师姐的羡慕眼光中,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运。但我又有些担心:这样一位久负盛名的民族学权威会怎样对待我这一位普通的本科学生呢?第一次见面,老师和蔼的笑容立马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亲切的话语也让我倍感亲切。在交谈中,老师看出了我对民族学的迷茫,他没有点破,而是讲起了他的求学过程,以及他选择民族学的理由。是老师解开了我对所学专业的误解,让我真正喜欢上了民族学!他见我已不再抱怨,又对我提出了掌握‘三基’的要求。何为‘三基’呢?就是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基本知识。老师说,一个人无论以后学习何种专业,只要掌握了这三点,就不怕学不好。‘三基’理论既是导师的治学指导思想之一,同时,重视基础的观念也是导师严谨治学的体现。老师做事一丝不苟、从不马虎。有一次,我为了写一篇人物传记,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我向宋老师求助,他一口应承。两天后,老师就把我要的资料交给了我,当时只顾兴奋,没有多在意老师送来的资料,等我仔细看那几张复印件时,才发现,老师还认认真真地将资料从头到尾看过,资料上的每一个模糊的地方,他都用钢笔填写了一遍;由于是古文,怕我看不懂,有的地方他还加了注释;多余的语句他还划去,注明‘不用”。看着老师的笔迹,想象着他在百忙之中为我找资料,又在复印件上修改的情形,让我深受感动,而更让我景仰的是老师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

苏发祥师兄在其悼念文章《贤师乘鹤去 风范万世垂》中说到先生指导其博士论文时说道:“先生看东西非常仔细认真,大到篇章结构、中心内容、引用资料,小到用词造句、标点符号,皆一一查阅核对。”“2001年暑假前,学校批准我申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项目。我请先生给我写推荐信,先生欣然答应。凭先生的学术地位和英语功底,随便写几句便可。或者如目下所流行,让我拼凑一份,然后签个名就行。但先生不但自己动手亲自写,而且逐字逐句斟酌,前后修改了四次。当看着先生郑重地在推荐信后面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名字时,我心中既感动又惭愧。感动的是先生年届八十之人,对每一件事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惭愧的是我自己在平时的教学、科研和生活中,常有草率了事敷衍搪塞之想法……”

先生50余载兢兢业业,诲人不倦,在其所教授的学生中,大多数已成长为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部分已成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及学科带头人,有的则在民族工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还有的已成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1992年,先生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04年被国家民委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2001年12月,先生曾在纪念吴文藻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作过发言,他说:“先生的为人和为学都给我们留下了学习的宝贵遗产。作为老师,先生给我们传授的是什么道呢?首先是教导我们正正派派地做人。先生一生方正刚直,是非分明,而且待人以诚,毫不虚伪,他忠实于真理,对于不甚明了的事物,每每提出疑问,务求理解,而不人云亦云。凡是和先生有所接触的人,都有此感受。”师德的传扬既体现在为者的身体力行中,也体现在细微之处,它们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浸润着身边之人。先生从其老师之处感受着为师之道,而我们又从先生那里感受着师者的风范。

唐代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今天虽不能再聆听先生的教诲,但回想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先生过世后不久,他的博士研究生石茂明在其主持的“三苗”网上,专门做了网页,供学生们凭吊,今天仍留下一些文章,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之情,也反映了先生的品性对学生们的深刻影响。

 

仁者之真:心常怀慈爱  淡泊本天成


先生不善言谈,但他的内心总是有一颗慈爱和诚恳的心,平易近人,对同事、对学生他常心怀关注,尽力举荐,鼓励为多。人类学是舶来品,改革开放后随着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同行和同事中有不少申请对外课题者和出国交流者。由于需英文推荐,因先生的学养和名声,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先生,许多著书立说者亦如此,他们也常找先生写序言,对求助者,先生总是尽力满足,少有推辞,而且是自己亲自动笔,至今仍有一些作者还保留着当年先生作序的手稿。曾记得十余年前,当时我在云南工作,一位老同学出书,想找一位写序的学者,我向他推荐了先生,他怀着将信将疑的神情看着我,我说试试看。于是写信向先生推荐,先生说先将书稿寄过去给他看,我没想到先生竟很快给我回了信,更没想到他先要看稿子再说。我寄去了书稿,没过多长时间,先生写来了序言,提出了他对书中内容的看法,并指出了书中可商榷之处。至今这份序言稿件和信仍完好地保存在我的老同学家中。几年后,出于对先生的仰慕,我的这位同学报考了他的博士生,并有幸随先生就读三年,受益终身。

苏发祥师兄最早曾就读于王辅仁先生门下,但先生却不幸在苏师兄毕业前就离世,重新选择导师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他,在一篇纪念宋先生的文章中,他写道:“1996年元旦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节日之一。由于导师的事一直悬而未决,我的心情和精神几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如果再不能解决,我当年就根本无法毕业。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先生。于是,忐忑不安地拨通了先生家的电话。当先生听说我是王辅仁先生的博士生时,便让我马上到高知楼见他。我走进先生家,先生对我说:‘辅仁是我多年朋友和同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渡过难关。’听了先生的话,我人未落座,眼泪已夺眶而下,哽噎着说不出一句话。先生看我情绪激动,便示意让我落座。自己进到书房,先是给研究生部领导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可以做我的导师。接着又给系领导打电话,希望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并转达研究生部的意见。我一个与先生素昧平生且默默无闻的平凡之辈,因机缘而被先生接纳为博士研究生,对我而言,乃是不幸中的大幸……打完电话后,先生接着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放心写论文,研究生部和系里同意我做你的导师。我知道你做的是藏学研究。虽然我对藏学知之甚少,但我会尽力帮助你。’我知道先生这是谦虚之说。实际上,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藏区进行人类学调查研究的最早学者之一。早在1951年到1952年,先生就已跟随林耀华先生赴西藏进行民族社会调查工作。六十年代初期,先生撰写的《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社会改革前的农奴制度》一文至今被学界广泛引用。看到先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解决了困扰我数月的事情,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长时间的痛苦奔波一时间冰消云散,与先生告别时,我全身顿感轻松了许多。”

苏师兄的感受我也曾有过。那是20年前,笔者大学本科即将毕业,在选择报考专业上一直犹豫不决。我本科专业是中国民族史,因对百越民族史感兴趣,就想找一位在此方面学有专长的导师进一步深造。当我打听到先生在该领域很有造诣时,心中在高兴的同时又很不安。那时的先生不仅担任着学校的副院长之职,而且还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任专家委员,声望极高。我去找他,他会接待我吗?可很快就要报名了,专业再不定,复习就来不及了。在一个风清月明的晚上,我忐忑不安地找到了先生家,极冒昧地敲响了他家的门,开门的正是先生,看到先生的一瞬间,不安之心就渐渐安定下来,我告知来由,没想到先生热情地招呼我进屋,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说欢迎报考,好好准备。我没想到如此顺利,当时激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其情其景至今难以忘怀。或许这就是缘分吧,从那以后,我先生那里获得的不仅是知识,还有许多为人之道,为师之道。王铭铭在《中国人类学文化性格的探寻者》中曾写道:“1986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邀请先生到厦大参加《人类学概论》教材的审稿,由于该书几篇样稿都不成熟,会间批评的意见很多,先生本人也表达了文稿改进的建议,但却始终没有说得太‘绝’。他的发言总是给人鼓励,总是表达着他对致力于学科建设的同行们的支持。先生宽以待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4年,我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九年来与先生同住在一座城市,能多次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能得到他的亲自帮助。每次见面,先生总是面带微笑与晚辈打招呼,他的谦和总是那么的诚恳,让从来没有师从过宋先生的我,时时感受到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家的期待。”先生对学生、对同事的关怀就是这样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在他那里你会感到很踏实,令人有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

先生一生清心寡欲删繁就简,平和的心态也使他身心朗健,耳聪目明,年逾八十,依然精神矍铄、动作稳健、思维敏捷、笔耕不缀、成果泉涌。正如扬雄《方言·学行》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先生虽平静地离开了这个纷繁嘈杂的世界,但其精神和风范将永垂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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