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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生涯七十载,书斋田野相辉映
来源:潘守永         发布时间:2015-06-08         编辑:赵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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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耀华先生的光辉人生

林耀华教授(1910-2000)生前是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国际知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在国内外享有相当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从1935年在燕京大学担任助教以来一生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教书育人将近70年,培养了众多的学界精英、各界领导和管理人才。

林耀华先生1910年生于福建闽江流域的农民家庭,早年家乡接受新式教育,中学入福州一教会学校,1928年进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本科,1932年毕业后转入本专业硕士课程继续深造,193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edcliffe Brown)的助教。1937年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资助赴哈佛大学留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因太太生病住院需要照料,不得不滞留美国,任职于哈佛大学。期间,完成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人类学名著《金翼》(The Golden Wing)。1941年毅然回国,当时他已过而立之年,先任云南大学教授,后转到成都任燕京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燕京大学复原北平后继续任燕京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系主任,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1949年获邀请参加国庆庆典,登上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从此为新中国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倾尽全部心力。1956年,他终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首都高级知识分子的楷模。

即便在风云变幻的“文革”时期,先生“每日三省吾身”,将个人完全融入到祖国的需要中去,学工、学农、学军,下干校,赴农场,到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学习和改造。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守学术阵地,散播民族学的种子。正是他的这种使命般的坚守和带动,在中央民族学院保留了“四代同堂”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种子,这也使得民族研究学科的快速恢复成为可能。“文革”后,先生致力于民族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为此呕心沥血, 1983年终于在国家民委、学校支持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民族学系,其时林先生已经73岁。此后,先生的主要精力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直到2000年去世前,仍然指导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多人。

纵观林耀华先生的一生,其钟情于教育事业,完全可以用“燃烧自己,照亮来者”来形容。总之,先生不仅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同时也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教育家和学术播种人。

先生的主要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金翼》、《义序》外,有《凉山彝家》、《从猿到人的研究》、《原始社会史》、《民族学研究》、《民族学通论》、《林耀华学述》、《社会人类学讲义》、《从书斋到田野》等,可以说,每一部都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是中国阐述原始社会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民族学研究》一书,对原始社会史分期、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学研究方向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先生生前曾担任《辞海》编委会委员兼分科主编及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委会组长,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的国际名誉顾问,并担任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会的领导职务。他的传记被美国《名人传》、英国《当代成功的国际名人传》和日本《文化人类学事典》等多种国际名人传收录。

 

二、“金翼”之家:童年与少年

“我早年的生活情形,多已写在我的传记式作品《金翼》(Golden Wing)里……”——林耀华

林耀华先生1910年3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闽江上游一个叫“岭尾”的山村。关于他早年生活、读书的情况,基本反映在他自己所撰写的小说式的人类学著作《金翼》一书中。

《金翼》是林耀华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用英文写成的一部小说体裁的社会研究著作,最早于1944年在纽约印行,1947年在伦敦正式出版,以后多次再版,目前多见到的最新版本是1989年印行的,它已经畅销了半个世纪之久。他的老家在福建古田一个叫岭尾村的小村庄,住宅背后的一座小山看上去像一只展翼的金鸡,城里来的学生依据“风水学说”称林宅为“金翼”之家。他在晚年经常回忆那座小山,说它像一只野雉,一翼后掠,似反别羽翅。可惜,由于后来的水库建设,先生的祖宅已经淹没在水库之下,不仅如此,书中所描述的“西路”干道也已不再,所以后来到访的人只能凭借想象来还原当时的乡村景致。1986年,先生的第一位博士弟子庄孔韶重新回访先生故里,完成了《银翅》一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比阅读,获得穿越历史时空的体验和接续故事。“金翼”之家的黄姓人家就是“林家”;先生在家中排行老小,就是书中的人物“小哥”……。无论一般的家庭生计安排和策略,还是那些叩人心弦的种种情节,如“小哥”求学经历、途中遭土匪抢劫等等,并非小说家的创造而都是生活故事。先生中年在干校劳作中的干练,以及晚年所表现的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对物欲的淡漠等等,也都充分展现先生的“乡土”本色。

也许,人们无法想像到“金翼之家”的少年最后竟然成了享誉世界的大学者。其实,个人的人生际遇虽然有很多“命定”的成分,但个人的选择与努力才是成就人生的关键。

  

三、“吴门四犬”:燕京大学时代

冰心先生生前在回忆吴文藻先生的文章《我的老伴——吴文藻》中说,先生门下有“四大弟子”,即林耀华、费孝通、黄迪、瞿同祖,他们都出生于1910年,均属狗,故被戏称“吴门四犬”。谢冰心先生有“文坛老祖母”之美誉,她的话自然传播甚广,所以给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留下了这段佳话。

在以往的引用以及介绍文章中,人们并没有细致分析冰心先生“吴门四犬”的深层含义。“吴门”的含义当然是指“吴文藻先生”,但是也有与明初“吴门画派”中的“吴门四才子”(也称江南四大才子)对比的意味。冰心生先生饱学诗书,于文学掌故可说是信手拈来。我们知道,江南四才子的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四人都生活在苏州,苏州是古吴国都城,有“吴门”之称,所以用“吴门”代称苏州,称四人为“吴门四才子”。“吴门画派”的艺术成就和贡献,举世公认。吴文藻先生祖籍江苏江阴,其家乡有一座古城佘城,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吴国早期的都城(苏州为后期都城),所以冰心先生比照明初“吴门四才子”之意,将先生门下的四大才子称为“吴门四犬”。此外,中国民间文化中“犬子”也是“自谦”的说法,冰心先生使用“四犬”,既是自谦其实也是一种自豪。也许,只是她不便点破而已。

先生1928年入学,无论从出生的月份还是入师门的先后,自然都可说是吴门的“老大”。加上师母冰心先生对先生多少有些“老乡情结”般的关照,因此他在“吴门”也受到格外的礼遇。先生于1932年毕业之后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随先生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又于1935年毕业后得以留学任教,并在先生的安排下跟随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作助教。1937年,先生在先生的安排下得以赴美深造,1941年回国任云南大学教授,后又到成都燕京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期间,还经冰心做媒,在美国与饶毓苏成婚。凡此等等,莫不是吴文藻和冰心夫妇一手安排。

先生一生在燕京读书、教学的日子长达近20年,度过了一个人一生最“豪华”的时光,其中担任系主任8年,是燕京社会学系主任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属于“燕京学派”的真正传人。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然对先生有深远的影响。

 

四、深入民族地区,开启学术生涯的新时代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从经验到新知的不二法门……好的田野工作才会有好的作品。田野工作深入与否,在论文和作品中一看便知。做好田野工作就要准备长期吃苦。”——林耀华

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职业生涯与“学术探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一般人的眼里,这个领域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

1949年中国翻开新的一页。对所有在过去接受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更是一次大考验。林先生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希望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国家和民族。他也想到少数民族地方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做些事情,改造自己的思想。也正是这样的机遇,成就了林先生“足迹遍布除台湾外的所有省区”。

1951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派遣了一个西藏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在西藏当地被称为科学工作队,工作队中有个社会历史组,林先生任组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的多吉才旦担任副组长,成员有宋蜀华、王晓义等。多数成员于1952年秋回到北京,直到1954年工作才正式结束,前后延续将近三年时间。队伍中有几位同志从此留在西藏工作。他们根据调查资料写成《西藏地方社会概况》、《昌都地区社会概况》、《西康藏族地区社会概况》、《波密简述》等,对于宣传西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年代初期,林先生参与领导了民族识别工作,1953年8月初至10月中旬,林先生和一同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的傅乐焕、王辅仁、陈雪白、阿勇绰克图等人,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派遣,到黑龙江省龙江县、纳河县和内蒙古呼纳(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布特哈、莫力达瓦等地,完成了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

当时,民族识别的任务异常艰巨,特别是1954年普选时,全国上报的“族称”有400多个,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族体上报族称。仅从表面分析,他们就能发现报上来的“族称”很复杂: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还有自报的竟是地方籍贯名称或特殊职业的名称。因此,民族识别要做的,一是分清自报的名称中哪些是少数民族,哪些实为汉族;二是在确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族称中,分清哪些是单一民族,哪些仅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组成一部分,最后确定其民族成分和族称并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保证他们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很明显,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与新中国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1954年5月至10月,林先生带领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云南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等六个专区,对彝、壮、傣、哈尼等族的不同族群进行民族归并和识别调查。参加者有当时和他一起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的沈家驹、刘尧汉、周汝诚、王恩庆、施联珠、陈凤贤、王晓义、黄淑娉、王辅仁、王良志、吕光天、严汝娴等人。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华医院等机构对调查给予了很好的合作。调查与民族识别前后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识别了29个民族单位,后一阶段识别了39个民族单位。云南民族识别不仅解决云南省内繁重复杂的识别任务,还给全国做出了示范。

民族识别工作基本结束以后,1956年在全国人大民委的领导下,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调查组由8个扩大到16个,参加调查的人员最多时达千人以上。至1964年,调查任务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余部。

此后,先生一生与民族研究结缘,有生之年足迹遍布除了台湾以外的各少数民族地区。

 

五、教学生涯七十载,书斋田野相映辉

如前所述,先生自1932年作研究生,1935年留校跟随拉德克利夫·布朗担任助教,至2000年去世止,一生没有离开过教师这个岗位。若从1932年算起,其教学生涯长达69年,正可谓“教学生涯七十载,书斋田野相映辉”。

1950年代,林先生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1956年,他参与创办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重点转向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之后是十年浩劫。文革后他重回民族研究的领导岗位,为学科、为机构、为人才、为梯队,日以继夜地奔走忙碌。在与同仁的努力下,1983年,国内高校的第一个民族学系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林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直接或间接培养了200多名民族研究学者,范围覆盖了目前活跃在中国民族学界的大多数。

先生从1940年代开始培养研究生,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人才培养和学科梯队建设上。据他的女儿林宗锦教授回忆:“父亲一生除了工作没有太多的个人爱好,一辈子培养学生和潜心做学问是他最大的快乐和享受。他在家的日子,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坐在书桌旁,看书、写文章、改论文,从中年一直到老年,从戴老花镜到用放大镜。常有同行或晚辈给他送来自己的新作,他非常高兴,一读起来就不肯放下;就是学生的论文,他也要一字一句的斟酌。每当有学生来拜访、一起探讨学术问题时,他总是兴高采烈,到现在我耳边还回荡着他爽朗的笑声。”

正所谓“教书育人70载,桃李满园春色香”。2000年先生去世,先生遗嘱将全部积蓄捐献给四川凉山,用于支持那里的教育事业。而早在1976年,先生和爱人就将政府补发的工资作为特殊党费全部交给了国家。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对于教育事业的无限情怀,无时无刻不感染着他的每一个学生,他的学术境界和道德风范,值得晚辈永远师法。

 

六、“把种子埋进土里”

2010年,是民族学界、人类学界所谓的“林耀华年”、“费孝通年”(百年诞辰)。人们在总结林先生、费先生的毕生成就时,特别强调他们在奉献祖国、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可贵贡献和高尚品质。

其实,人类学者、民族学者的特别之处是他们的“田野功夫”,先生一生走遍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中国土地,长期进行田野研究的地点有福建、云南、四川、贵州、西藏等,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

田野工作既是浪漫的也是困难的,危险可以说处处存在。1940年代,在云南、四川期间,先生带领不少同学一起进行实地调查, 深入当时还是“非常危险的绝地”的四川凉山进行调查。凉山调查中林先生开了介绍信,找了头人作保,在一位同学的陪伴下,步行进入凉山腹地,完成《凉山彝家》这部影响深远的人类学大作。后来的康巴藏区调查,有民族学家陈永龄(当时是林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的全程参与,根据先生的回忆,整个行程可谓险象环生,数次差点丧命。“四土嘉戎”的调查著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可惜这些作品由于时代的动荡,手稿在寄往出版社的途中丢失,成为永远的遗憾。邀请学生一起参加田野,一直是先生培养学生的“秘诀”。对于林先生而言,一方面,在实地调查中,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同时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品质。1950年,先生领导了清华、北大、燕京三所大学在内蒙古东部的呼纳盟的实地调查,陈永龄先生已经成为副领队了。参加这次调查的同学后来大多成为著名的学者,如王晓义、王辅仁、施联朱、黄淑聘、蔡美彪等等。

1951年,林先生带领政务院西藏科学工作队社会科学组,随同18军进入步行西藏。这次“行军般”的实地调查,比各种科学探险都要艰难,一些保留下来的当时照片清楚显示出了他们如何走在“无路”的路上。据随同的他的老学生宋蜀华、王晓义等回忆,一天林先生的马因为吃了某种毒草很快就死了,人们只好把马上的东西自己背着;还有一次,是在大雪纷飞的夜晚,他们不便打扰当地老百姓,几个人卷曲在猪圈里睡了一夜!林先生在西藏一年多,为了简便起见,他平生第一蓄起了胡子,所以就有了“林大胡子”这个雅号!这些情景,今天的人也许难以想像,以为这是小说里才有的故事。当然,林先生自己的书里也没有描述这些艰苦生活的文字,可能是他早已经习惯了作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所必须要吃的种种苦头,正如他常常说的“我是乡下人,能够吃得了各种苦”。笔者跟随林先生多年,也从来没有当面听到他提起过这样的往事。

1952年院系调整后,林先生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任教授兼任西藏研究室主任,他从此又开始了在那些边远而又贫穷的民族地区的种种实地调查。他自称是个“会走路的乡下人”,用足步走遍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丈量了几乎所有的民族地区。林先生70岁以后,还曾亲自带学生调查实习,其中最远的一次是到南疆。1997年,87岁高龄的他,专程回到云南,为教育部举办的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课,并考察民族园、民族博物馆等“新景观”。

所有这些“壮举”似乎都充分诠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真谛——“走在路上”。先生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勤勉奋斗、成就辉煌的一生,他仅用朴素的两句话来概括:

“把种子埋进土里,将知识传给后辈。”

 

(作者简介: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耀华生前弟子。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100081,信箱shypan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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