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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师者之典范: 牟钟鉴教授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校庆专题网 马武芳         发布时间:2015-06-08         编辑:学生记者团 黄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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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网讯牟钟鉴教授,是我国哲学史和宗教学史领域卓有建树的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史家之一,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跋涉了近半个世纪,是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开拓者和探索者。多年来他对中国原始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以及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下了《中国宗教与文化》、《中国道教》、《中国宗教通史》、《中国精神》、《儒家价值的新探索》等专著十余部,主持或参与主持了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他是一位博学深思、功力深厚、学风严谨的学者;是一位富于创造性,海纳百川,从善如流,没有门派偏见的思想者;是一位对人朴实谦和,对事业执着勤勉,对学生关心爱护的仁者、长者、师者。至今,他仍然活跃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

一 宗教学理论的建树者

牟钟鉴教授是山东烟台人,1939年5月出生。少年的牟钟鉴,受父母影响较大。他的父亲是当时民间的儒者,喜欢孔盂之道。父亲“仁者爱人”的思想较早在牟钟鉴幼小的心灵里埋了了根。他的母亲出身大家闺秀,待人以礼、济人于困的贤淑之风深深影响着他。

少年的牟钟鉴,是一个敏于好学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始创于清同治五年(1866)具有优良传统的烟台二中。中学时代的牟钟鉴在老师的引导下像海绵一样吸取着知识的营养。他对文科比较感兴趣,大量阅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学习过程中,知道了"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之后,便深深地迷上了哲学,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那喜欢思考的个性在哲学的园地里找到了放飞的蓝天。

勤学好问的牟钟鉴于1957年从烟台二中毕业之后,如己所愿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年又考取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直至1966年4月,正式分配工作前,他在北大度过了8年半的青春岁月。在北大八年多的时间里,读哲学原著,选自己感兴趣的课,听高水平的讲座,接受大师的熏陶,可以说是牟钟鉴大学生活的全部,这为他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北大哲学系聚集着很多有影响的中外哲学史名家,如冯友兰,汤用彤,张倚年,任继愈、朱伯昆等。牟钟鉴考上研究生以后,作为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的冯友先生是他总的指导教师。牟钟鉴教授曾回忆说,冯先生对他的学术思想影响及其治学方面是很大的,乃至是终生的。如在治学万面,冯友兰先生认为做学问首先是要态度端正,方法得当,文献资料和理论思考要相结合;耍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其次是涵泳其中,先品后评,坐下来读书,耍按照古代哲学家的思路去想一遍,得其真义,然后再作评论,不要一知半解就作裁决。牟钟鉴先生回忆说,冯先生这个说法与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所说的研究佛教史要有“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如出一辙。在研究生学习中,他的研究生论文是由任继愈先生具体指导的。任继愈先生的指导风格是,论文写作耍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与考辨,重视理论的提炼和哲学的思考,以论带史,以史促论,两者不可偏废。“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大师的教诲和熏陶,是牟钟鉴教授后来治学的坚实基础。

牟钟鉴毕业后在研究中国哲学之时,对宗教理论和宗教历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认识到原始宗教是中国哲学的土壤,儒、佛、道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他感到,若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有所了解,那么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就无从谈起。于是他对宗教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宗教文化的历史研究。

牟钟鉴不是宗教信徒,而是无神论者。1965年在读研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虽然自己不信教,但对别人信教以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有浓厚兴趣。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社会上层建筑,一直对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历史上,宗教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神圣之源,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艺术史、民族史、民俗史、科学史、道德史以及中外交流史,无一不与中国宗教史血肉相连,所以要真正了解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中国宗教史。但中国宗教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基于宗教“鸦片基石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宗教研究成为一片或被人忽视,或不敢触及的盲区。牟钟鉴就是要以一种客观的理性态度对宗教问题进行研究,深刻阐述其历史流变。

牟钟鉴认为,宗教“鸦片基石论”只看到其消极方面,没有看到积极方面。宗教具有心理调适、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即便在科技高奏凯歌的今天,人的生死问题以及命运的不确定性仍然没有解决,宗教有存在的空间。牟钟鉴教授认识到,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文化形态,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宗教取代论"的一片声浪中,他力倡宗教是一种文化,这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宗教学在中国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显学,这与牟钟鉴的辛勤研究和大胆呼吁是分不开的。

真正标志牟钟鉴从中国哲学进入宗教学研究领域,是80年代前期吕大吉教授主持《宗教学通论》写作时,约他所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一章。在这篇文章里,他用四万字的篇幅粗线条地勾勒出中国宗教数千年的发展轮廓,由此引发进入中国宗教通史的思考和研究,一发而不可收拾。

1987年底牟钟鉴接受了《中华文明史》(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中国宗教史”分科主编兼作者的任务,与张践教授合作,二人用了近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华文明史》“中国宗教史”的部分,约五十万字。在撰写《中华文明史》期间,牟钟鉴与张践教授申报了一项关于中国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一课题的最后成果便是一部独立的《中国宗教通史》。该书前后历时九载,增删数次,其写作过程,费时耗神,倍尝艰辛。基于此书的宗教种类的广博性、叙述的整体性和理论的开创性,2003年《中国宗教通史》荣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宗教类一等奖。

二 中国宗教史的开拓者

牟钟鉴教授梳理、阐明了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特点,提出了“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等创新性学术见解。

在《中国宗教通史》中,牟钟鉴教授深入地梳理了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特点。他认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具有连续存在和发展的特点。原始崇拜与氏族组织相结合,这是世界范围原始宗教的共性,但当氏族社会解体,以地域区划为基础的贵族等级社会建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原始宗教也随之消亡。中国则不然,私有制社会形成后,利用了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建立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而宗法制经历了与政治体制整体结合(三代)、部分结合 (汉至元)、重心下移 (明、清)儿个发展阶段,一直延续到民国前夕。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原始宗教被古代国家创生型宗教所取代不同,具有连续发展的特点。因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国家为君王一家一姓所有,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尊君的观念至深至固。牟教授指出,在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下,一切宗教组织都必须依附于皇权,为皇权服务,绝不允许出现教权高于皇权的局面,因而皇权始终支配教权。

牟钟鉴深刻分析了中国人的信仰存在的三重结构:官方信仰、学者信仰、比间信仰。这三大群体的信仰彼此贯通,又各自相对独立,甚至出现脱节,因此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来概括全体中国人的信仰特征。因此,不可说中国人普遍有宗教信仰,亦不可说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只能说士阶层偏重于哲学,下层民众偏重于宗教,这种情况在西万是看不到的,这是中国人信仰的特点。

通过对宗教史的梳理,牟钟鉴提出了“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一概念,认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所具有的带全民性的基础性的信仰。宗法性传统宗教,以祭天祭祖祭社棱为核心,以郊社宗庙制度为规制,以敬天尊祖为主信仰,是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一以贯之的“正宗大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信仰,各种外来宗教都得顺化于这种信仰万能在中国历史上立下自己的脚跟。他代表性的著作《中国宗教通史》全面贯彻了这个思路,把“宗法性传统宗教”作为理解中国宗教的主轴,并以此来处理它和儒家、道家的关系以及它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关系。

在综合分析中国宗教演化的具体情况之后,牟钟鉴教授揭示了中国宗教演化的多元通和模式。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的,它的宗教文化是多元通和的。从发生到发展,其文化基因即包含着多元性、和谐性、主体性、连续性、包容性、开放性。这样一种模式在世界文明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他认为,中国多元开放的理念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中国社会对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外来宗教,都相当宽容;各种宗教及其分支教派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正常存在和发展,相互和平共处,人们可以兼信两教或三教,这种事情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三 民族宗教学的创建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和宗教问题越来越突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更多地交织在一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妥善处理民族与宗教显得特别重要,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新的形势下,牟钟鉴教授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此,他主持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课题,其目的在于创建民族宗教学学科,通过研究为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奉献自己的力量。

民族学与宗教学以前是结合在一起的,民国时期西方民族学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的学者只引进了民族学,而未能引进宗教学,使宗教学在中国的正式兴起,晚了半个多世纪。由于缺乏宗教学的研究,中国的民族学的健全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如今,民族学和宗教学都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颇有生气的学科,这两门学科经过相对独立的发展,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氛围中相遇了,这两门学科横向联络、携手发展的时机成熟了。牟钟鉴教授认为,耍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积极加强民族宗教学学科创建研究。

通过精心研究,牟钟鉴撰文指出,民族宗教学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交又学科,其宗旨是从理论上考察和阐释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而重心是探讨宗教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宗教学的一个分支。他为了建设好民族宗教学,作为宗教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在他的带领下,己经形成了一个包括老中青学者在内的研究队伍,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合作非常愉快,并已在刊物上发表不少论文,学科建设己具雏形。

四 传统文化的阐扬者

虽然牟钟鉴教授目前的主攻方向是宗教学,但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造诣很深。牟钟鉴现在是国际儒联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栓释、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一项重要工作。在《走近中国精神》、《儒家价值的新探索》等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了重建新仁学——仁爱通和之学的思想,认为这个新仁学“以爱为基调,以生为目标,以道为方法,以诚为保证”。他把儒学总结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基,以通为路”。关注生命、讲求和谐、注重道德是新儒学或者说是儒学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的价值追求。

冯友兰先生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作为自己的导师,牟钟鉴对冯先生非常敬佩。冯友兰的那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对他影响很大,认为这既是一种治学方法,又是一种人生态度。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也在于“辅新命”,满足当代和未来的需要。牟钟鉴还对冯友兰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如《冯友兰晚年的自我反省与突破》,《试论冯友兰现象》等文章。牟钟鉴教授还将冯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他在学术研讨会和大学讲学都极力阐释传统文化的魁力和价值。如,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主办的2006国际儒学论坛“儒家思想与跨文化交流”会上发表了《是天下一家,还是弱肉强食——儒家天下观的当代意义》,还多次到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邀请,就孟子、老子、庄子等专题进行了学术演讲。

五 仁者、长者和师者的风范

教学和科研是大学教师的两项主要工作,在牟钟鉴教授眼里,教学永远是摆在首位的。多培养后起之秀,科研才会有持续的推动力,这是他一贯坚持的主张。牟钟鉴还认为,教师这个职业有美好的师生感情,这是其他的职业所没有的。正因为他把教学看得重于一切,也就把学生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牟钟鉴从不落课,即使有事无法按时上课也要调课。直到现在还一直给本科生带课。在他看来,作为一名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是要有爱心和责任感。他常常说,学生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老师应该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民族大学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民族地区甚至偏远地区,能到北京非常不容易,更应该得到老师的帮助、关心和爱护。曾有两名博士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发生经费困难,牟钟鉴就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筹措和资助。作为导师,也严守为师的本分,从不以个人的私事占用学生的宝贵的学习时间。这种关心和爱护,体现在对学生的尊重,课堂上牟钟鉴在听学生发言时,都会用心把学生的发言一一记录下来,并逐个进行点评。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让每个学生感动不已,对学生的尊重就是很好的鼓励。与他交往的同学都感到,牟钟鉴和学生没有距离,让人觉得很亲切。

牟钟鉴一万面对学生非常关心和爱护,另一方面对学生要求很高很严,原则性很强。他要求学生,要健全自己的人格,德智体兼修,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有益于人生和社会;丰富自己的学养,出入百家,融会中西,数典不忘祖,开拓必出新;坚定自己的意志,顺境固可助我之进取,逆境亦可炼我之心性,增加生命的弹性和韧性;扩充自己的心胸,见贤思齐,平等待人。他常对学生说:“做人要坚守道德底线,决不丧失尊严去换取名利。做事要量力而行,辞所不能而受所能。为学要日积月累,不要投机取巧粗制滥造。”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学科带头人和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牟钟鉴先生从来没有居功自傲。和牟钟鉴先生交往过的人,都感到他是一位谦和可亲、睿智儒雅的仁者。牟钟鉴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合作得非常愉快。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筑起长城,互补就会成就事业,相轻则只能是自耗能量。

一位在读博士生在谈到牟钟鉴教授时,他说:“牟老师是我心目中的仁者、长者、师者,他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导师,也是我们做人上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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