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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音未远 典范永存
来源:徐志欣         发布时间:2015-06-08         编辑:赵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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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是厚重的,承继千年过往。后人以史为鉴,以书为灯,受益匪浅。古代书籍需要有人不断的考证、注释、校勘,而在那浩如烟海的时空中寻找过去的印迹所需要的耐心和所花费的精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时,为找一个典故出处,查阅很多书而毫无所获;有时,为注一本书得花上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很少有人能忍受这种年复一年钻“故纸堆”的枯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国著名佛教学者、藏族史专家苏晋仁先生却乐在其中。苏晋仁为人低调,处事淡然,刻苦勤奋,治学严谨,穷尽一生的时间扑在史学的考证、注释、校勘上。从年少时著的《两汉县政考》,到为《宋书》八志做注,校《初三藏记集》,再到晚年整理《敦煌道教遗书》。一部部历史文献,宗教经典的新颜出版,正是他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苏晋仁一生“不求闻达于诸侯”,勤勤恳恳的在史学这片园地里埋头做着些看似琐碎实则必不可少的事。他就像是史学道路上的铺路石,一步一步为旁人铺开前面的路。

 

初出茅庐 巧遇高人 

苏晋仁先生,字公望,祖籍湖南湘阴,1915年生于长沙。民国初年,其父随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来北京,并在王闿运主持的国史馆中供职,全家亦随之迁居北京。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国难家衰,年仅17岁在安徽读中学的苏晋仁,不得不中途辍学。此后便开始了一边工作养家,一边勤奋自学的生活。

苏晋仁虽没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但少时聪慧好学,勤奋刻苦受到很多长者的赏识。特别是有幸结识三位学者,改变了他的一生,即佛学家周叔迦先生、史学家吴廷燮先生和国学大师陈垣(援庵)先生。

1933年,经同乡介绍,苏晋仁结识了著名佛学家周叔迦先生,自此,他便与佛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叔迦先生当时在大学讲授佛学,又在西单附近设立北京刻经处。苏晋仁投予门下,在该刻经处做练习生。1937年,西单刻经处与北京佛学书局合并,他在那里负责编纂了当时集全国木刻佛典总目的《佛经图书目录》。那时叔迦先生为华北居士林林长,苏晋仁便经常参加其间的活动。一面师从叔迦先生研究佛典,一面负责佛教艺文志的编写工作。叔迦先生常笑谈称苏晋仁是其大弟子,深得他的真传。二人保持了近40年的师生友谊,叔迦先生过世后,其文集、遗稿、追忆文章均由苏晋仁整理出版。

1937年在北海团城成立了“古学院”筹备处,苏晋仁应邀前去帮忙,从而结识了著名史学家吴廷燮先生。当时,吴先生被公推为古学院主任。但由于经费问题,一部分人转至北京市修志处编修北京市志。吴先生为总纂,夏仁虎、瞿宣颖、朱小汀、夏润芝等任分纂。这些人都是年长的资深学者。由于吴廷燮的赏识,年仅22岁的苏晋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编辑,负责编写《北京市志·礼俗志》。由于战争及经费原因,这套丛书一直未能正式出版。而五十年后,北京市重新组织力量出版这套丛书时,当年参加编修市志的学者只有苏晋仁一人健在了。后来吴廷燮到南京任《江苏通志》局总纂,又邀请苏晋仁参与《江苏通志·大事志》的编写工作。1998年苏晋仁去南京开会期间,去江苏省图书馆查阅该书,发现当年自己亲笔写的《江苏通志·大事志》已经作为善本收藏不允许外借了。

1940年,苏晋仁与著名史学家陈垣(援庵)先生结识。苏晋仁曾在周叔迦先生与汤用彤先生主办的佛教学术刊物《微妙声》杂志担任编辑,其间发表的《真谛三藏译述考》、《真谛三藏年谱》等文章颇得陈援庵先生赏识。此后,他常到陈援庵府上叙谈。陈援庵先生史学造诣极深,苏晋仁在与其交往中受益良多。后来,陈先生任辅仁大学校长期间,为振兴国学,特请苏晋仁、启功与自己一同教授该校的大学语文。

 业精于勤 其学广深

史学相较于其它的人文学科更广:总揽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也更细:何时何地,何人何事。苏晋仁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他几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是分不开的。他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除了读书写作,几无其他嗜好,烟酒不沾,棋牌不会,也不太运动,偶尔散散步。有一次去湖北开会,同行的学生尝试着教老师打扑克,可几来几往苏晋仁仍旧一头雾水。最后,他笑谈:“没办法,实在是学不会。”学生无奈地说:“您的心根本就不在上面,当然学不会了。”

苏晋仁的心自然没有在牌桌上,因为他早就一心扑在了学习上。自少年时辍学之后,他便利用各种机会积累知识,充实自己。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他如数家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提到苏晋仁都肃然起敬,因为常常有很多书不知道在哪?都得去请教他。

苏晋仁国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研究方面也很有建树。他青年时代通读前四史及《晋书》,感到此五书皆有注,而自下正史有注者不多。《宋书》八志承上启下,有些内容更属首创,甚为重要,但其内容广博、文字深奥。于是发奋注《宋书》八志,数十年来,陆续完成《律历》、《百官》、《乐》及《天文》四志,为中国古代历史典籍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其中《宋书乐志校注》于1987年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首届优秀成果一等奖。那时虽案头工作堆积甚多,但稍有闲暇,苏晋仁就抓紧时间收集史料,欲早日完成其余四志的注释工作。谈及此事,他曾说:“如果能对得起沈隐侯(即《宋书》作者沈约)余愿足矣!”

苏晋仁在佛学上造诣也很深,点校,修订了很多经典。南朝梁代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记录了后汉至南朝梁代之际所翻译经律论之缘由、目录及翻译之同异、序跋等,并附译经者之传记。在学术界和佛学界具有很高的价值,但苦于只有古代善本,很多学者和僧人只能望洋兴叹。这部卷帙浩繁的经书,其标点断句非佛学修养深湛者不能胜任,而类书引文原始出处的考订注释也非博闻强记腹同广大者莫力。他倾很大力气为其做注释,新书《出三藏记集校点》出版之时,在学术界和佛教界引起一阵欢呼。

苏晋仁治学严谨,态度谨慎也是众所周知的。中华书局的编辑就曾说:“先生的书是免检的,因为找不到任何错误。”他们都感慨,“现在在社会上找像先生这样注古书的老先生已经太少了。文献古籍本就很难,一般人功底不够,做不了,加上现在人都很浮躁。而先生却是功力深厚而又细致认真。”苏晋仁1991又受中华书局之邀,接手补注叔迦先生为唐释道世做的《法苑珠林校注》,其间着重于尽可能补足全书引文的出处卷数,于外典补者尤多,文字也有所刊正。1999年年底始发初稿。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苏晋仁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注释、考证、整理古代文献和佛学经典上,以方便别人查阅。在民族史方面,他也一直尽力在那些大部头的书中搜索、归类史料,如《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通鉴吐蕃史料》等,就是他一个人从一本本沉甸甸的大书中挖出来的。这些史料的整理、归类对我国民族历史以其风俗研究有重要价值。即使在退休后,他仍旧每天伏案,夜以继日地研究、写作,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许多重要学术研究成果都是在七十岁以后陆续完成的。比如,他花费近八年时间整理研读敦煌道教文献,辑成60万字的《敦煌道教遗书》,由巴蜀书社出版,这些珍贵的《道藏》之外的道教文献,对国内外的道教研究大有裨益。

苏晋仁一辈子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古书翻新,整理归类,方便旁人,恩泽后世。但他并没有以此遗憾。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还没有来得及把佛家的经典著作《宏明集》整理校对。 

为人师表 润物无声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老人临终时告诉自己那懒儿子,后院有宝藏,叫他自己去挖。儿子把后院都挖了个遍也没找到所谓的宝藏,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体会到了劳动的乐趣,找到了真正的宝藏。苏晋仁对学生,也是采取这位老人的态度。他觉得,学习最开始是一个漫无目的挖宝的过程。通过某种严格的训练,能得到一种学习的方法,也找到一种索取知识,追求知识,享受知识的乐趣。

新中国成立后,苏晋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之后,先在蒙藏学校任教。1953年来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先在研究部与吴丰培先生从事《清实录》藏族史料裒集工作,在研究佛教与道教的同时,他又从事藏族史尤其是吐蕃史的研究。1956年历史系建系,又调至历史系工作,先后讲授历史文选、古汉语、吐蕃史研究等课程,还为研究生开设过四库提要等课程。

有一次,苏晋仁给学生上《四库提要》的《史》学部分,要学生为其830字的总叙做注。一般人都认为,做注嘛,不就是把字、词、句的意思写出来。但他却要求学生注出里面一些词、句的具体出处。“这并不是说这个词,这句话有多重要,而是研究制式的一种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学生回忆讲,老师不给任何提示,那时候他们就整日在图书馆一部部的翻古籍,有时候翻几本书也找不到一个出处的由来。但当整叙注完时,才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知识,方感老师用心良苦。

古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空洞的史籍,远不及实物的震撼。苏晋仁指导学生博览群书,也带着学生游历万地。敦煌莫高窟、嘉裕关、西宁塔尔寺、西安汉唐皇陵、秦陵兵马俑、华清池、大同云岗石窟、应县木塔、悬空寺、都江堰、青城山、武侯祠、长江三峡、黄鹤楼等等,一路找寻历史之遗韵,一路引发思古之幽情。而在行路之中,他言传身教,更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有一次苏晋仁与学生去四川温江,归途中取道重庆,乘江轮经三峡至武汉。他身穿米色风衣,矗立船尾,望着奔腾不息的水,意味深长地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此情此景,当场无人会忘。

苏晋仁年轻时,经周叔迦与陈援庵先生引荐,曾先后在中国佛学院、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任讲师、副教授,讲授过国文、佛典文选、高僧传研究、文心雕龙、商君书等课程。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后,还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道教文化研究所、中国佛学院及北京市佛教协会等单位做兼职研究与教学工作。先生毕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学则不厌,教则不倦,勤勤恳恳,不求闻达。凡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学问及人品没有不由衷钦敬的。唐韩愈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凡是有事请教他的,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苏晋仁在社会上影响自很大。原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赵县柏林寺的静慧法师,号称小张天师的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都尊他为老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先生也与他带的研究生笑谈他们是“一师之徒”。

苏晋仁自在民族大学任教以来,用自己的行动,向历史系传达这种朴实严谨的学风,并帮助和提携年轻教师。他退休之后仍旧担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系里的学术活动。很多学术上的问题,系里都要请他定夺。就是在临终前,他仍旧关心学生的工作和学业情况,并询问学校和历史系的发展建设。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楠略带哽咽的感慨:“先生走后,我经常感到悲哀,就觉得遇到事情都找不到人问了。”

 人淡如菊 心素如简 

落花无语,留香阵阵,平淡对待得失,冷眼看尽繁华,畅达时不张狂,挫折时不消沉。在潮起潮落的人生戏台上,举重若轻,击节而歌。人淡如菊,心素如简,在务实功利,诱惑多多的现代社会,能做到这种境界的人真是寥寥无几,而苏晋仁却一直把持着这份菊的淡定与执着。1986年,他赴兰州大学历史系做关于佛教历史的学术报告。课后一青年教师陪苏晋仁一同吃饭,见他神清气爽、皓首童颜,颇有些仙风道骨之神韵,忍不住问:“先生一定有什么养生之术?”苏晋仁略带微笑,只轻轻说了句:“什么养生之术?凡事不太过分就是了!”

一般人都认为,学历史的人多少有点古板,但苏晋仁却是通达而灵活的,虽然看上去不苟言笑,但和熟悉的人却是谈笑风生。他在“房子里做研究”但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常和学生聊现实社会的政治、发展、风气等,毫无障碍,很多东西也能心领神会。他并不是不入世,而是平易淡然地看待世事变迁。他认为做学问就应该踏实,认真,“书中自有黄金屋”。学问到了一定程度,一边是做学问,积累知识,同时是修养性格,素养身心。应该对世事、社会淡然处之。而且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作用都是有限的,都是一个方面,不可能把这种热情挥发到好多地方。很多事情应该进退有止,只有学术是学无止境,一直要攀登。

苏晋仁一生淡泊名利,为人低调,但交友广泛,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每次出去考察,都不怎么说,总是有什么事办什么事。但所到之处常受到当地学者甚至有关领导的热情招待。他80岁寿辰时,感于其的成就和贡献,历史系准备为他祝寿。请他拟一些学术同仁的邀请名单,他却盘算着,这个身体不好,那个太忙,总怕自己的事耽搁了别人。结果在苏晋仁生日当天,大清早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就派秘书送来了一个大花篮;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周绍良先生也送来了一个大花瓶;中国文化界的泰山北斗启功先生更是亲自到场,与他一起追忆过往。

 

2002年4月16日,苏晋仁因病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87岁。家人根据他生前意愿,无偿捐献其遗体,由北京市红十字会安排供医学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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