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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攀藏学研究的珠峰——王尧教授
来源:王智卿         发布时间:2015-06-08         编辑:赵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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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教授1928年生于江苏涟水,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原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师从著名藏学家、语言学家于道泉先生,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奥地利维也那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刊编委(1981年起)。王尧先生毕生从事古藏文资料收集和研究。著有《宗喀巴评传》、《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陆版和台湾佛光出版社)等,发表论文数百篇。

肩负使命  立志藏学

1951年5月初,王尧调离南京,告别了母校南京大学,拜辞了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等诸位老师和同学(中有周勋初、包忠文、顾黄初、穆克宏、郭维森等卓有成就的学长),只身北上,来到了北京。当时正是举国上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行轰轰烈烈的全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时期。“去吧!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年轻人最响亮的口号。王尧等一批年轻人响应祖国号召,发誓要为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作贡献。

就在王尧他们到北京不久,尚在筹备中的中央民族学院(后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他们。王尧和先期到达的从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调来的同学们一起欢庆5月23日达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兴奋不已。来自西藏高原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王尧曾是他的翻译)、凯墨·索南旺堆、土丹列门、土丹登达和桑颇·登增顿珠跟他们见了面。想到祖国的需要、西藏的需要,当时王尧他们急于想早日学会藏语,早日承担起祖国交给他们的任务。

名师指引  探求不懈

于道泉教授,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教导王尧他们学习藏语。于道泉教授精通藏、蒙、满、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他广博的语言知识和宽容谦和的态度令王尧他们十分钦佩。他还邀请了在京定居的藏族老学者曲吉洛卓先生(来自拉萨,曾在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职,取汉名李春先,并宣称自己是随同文成公主入藏的唐宗室官员的后代,所以姓李),以标准的拉萨口音讲授。同时还约请了拉萨功德林寺派驻雍和宫的僧官士登尼玛喇嘛和原在拉萨与汉族人士结婚、随夫来北京定居的罗桑曲准女士做口语训练、对话、答问的辅导。在于道泉教授的精心教学下,王尧对藏语有了初步的认识,引起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不久,王尧他们就离开北京,前往藏区,开始了新的学习里程。

贡噶活佛是王尧他们到藏区投奔的第一位高僧。他曾担任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的经师,有关于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有极高的威望。他将王尧他们接到贡噶雪山上的贡噶本寺,和噶玛堪布一道教导他们,选用萨班·贡噶坚赞的哲理诗《萨迦格言》作为教材,让他们精读这一部杰作,使他们初次接触到了藏文古典作品(后来,王尧把这部杰作译成了汉文,在《人民日报》连载了数月,并结集出版)。贡噶上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他教过不少弟子:在台湾和美国成为一代密教大师的陈健民、屈映光、张澄基(藏文名著《米拉日巴传》、《道歌》的英文和汉文译者,于右任先生的女婿)都是他的及门上首。贡噶上师至今在海外还有他的再传或者三传弟子在弘扬他的教法,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藏文是藏语的书面形式。此后的几十年中,王尧一直遵循于道泉先生和贡噶上师的教导,努力地探索书面语与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异同。藏语主要分卫藏、康、安多三大方言区。尽管方言各异,读音不同,但藏文仍然是统一的,书面语通用于整个藏族地区。藏文作为藏族人民的书面交际工具,历史之悠久在国内仅次于汉文。它是一种拼音文字,属辅音文字型,分辅音字母、元音符号和标点符号3个部分。其中有30个辅音字母,4个元音符号,以及5个反写字母(用以拼外来语)。

1956年6月号的《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了王尧的第一篇描写藏语声调的论文,该文明确了藏语拉萨方言中声调形成的语音变化现象,并以若干书面语的实例来证明声调是书面语(也就是古代藏语)演变的结果。这篇论文受到了王力(了一先生)的重视,他在《汉语史稿》第一分册中加以征引。了一先生八十高龄时,还书赠王尧一条幅,云:

“鼎湖访胜未缘悭,古寺巍然霄汉间,浩浩飞泉长溅水,苍苍丛树密遮山。夏凉爽气高低山,冬暖晴云来去闲,自顾山灵应笑我,行年八十尚登攀。”

癸亥霜降后六日录旧作游鼎湖山诗以应王尧同志雅嘱。王力时年八十有四。

 

著书立言  繁荣藏学

20世纪6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举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敦请西藏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活佛来主持讲席,王尧承担了一些教学助理工作,与他共事。这两期研究班各三年,培养了一批藏学研究的骨干,他们中有的人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档案局局长、广播电视局局长、社科院院长、西藏大学副校长,乃至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等要职。这两期研究班也把西藏学研究大大提高了一步。

东噶·洛桑赤列活佛与王尧一起共事十余年,又几次一道出国参加国际会议(1985年德国的慕尼黑、1992年挪威奥斯陆和意大利的西安那、1995年奥地利的格拉茨),对王尧的学术生涯影响深预远。

由于藏文研究班和实际工作的需要,王尧开始探索古代藏文的发展脉络,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时期(即公元11世纪以前)的藏文研讨上,以极大的兴趣去钻研敦煌写卷。“文革”结束后,1980年,王尧、陈践在北京公开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闻宥教授题签了书名。此后,王尧编著的《吐蕃金石录》(1982年版)和《吐蕃简牍综录》(1986年版,与陈践合作),都敦请闻老手书题签。《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出版后,受到藏学界同行的热情关注,初版三千册很快售罄。1992年重新出版了增订本,与《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二书一起,成为三本一套的吐蕃文献丛书。与此同时,王尧发表了《吐蕃文献学导论》一文,对古藏文的特点、文献情况等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在此基础上,王尧参照了国内外时贤的论点,把藏语发展分为了五个时期:上古时期(原始藏语时期)、中古时期(吐蕃时期)、近古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并发表了《藏语mig(目)字古读考》(1984年)、《吐蕃文献学概述》、《吐蕃的兵制》、《吐蕃的法制》、《吐蕃的官制》、《吐蕃仪礼问答卷》和《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等重要论文。后来,王尧将以上一些论文、资料结集出版了《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1987年)专著。

学术泰斗  切磋共进

乔玛,是欧洲藏学研究的先驱。匈牙利科学院设有“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鼓励青年学习藏学。自本世纪70年代起,并以“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形式每三年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固定在匈牙利举行,偶尔也在奥地利举行(因为奥匈原为一国)。1981年8月,王尧首次应邀到维也纳参加“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这是中国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学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西方世界组织的藏学会议。在会上,王尧在发言当中,离开手上的英文讲稿,用藏语向在座的藏族学者们致意约三分钟,全场为之愕然,因为外国藏学界在当时很少有人能讲藏语口语的。会议期间,王尧结识了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主任斯坦克奈尔教授、其助手莫哈博士,旅美学者李方桂教授、张琨教授,和旅居德国的藏族学者邦隆活佛、旅法的噶尔美博士等,结下了友好的情谊。

最令王尧难忘的是,在会上认识了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教授。乌瑞是当代最有成就的藏学家之一,他曾就藏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民族关系、考古以及在中亚史上的重要地位等发表过一百余篇重要论文,其中绝大多数都译成汉文发表。他的文章一贯作风严谨,实事求是,与西方某些学者借题发挥、恶意反华、煽动分裂者有所不同,备受同行称赞。王尧和乌瑞第一次见面时,乌瑞就十分热情地主动和王尧结交,赠送他前两届会议的专集,并介绍匈牙利几位藏学学者与王尧认识,还把他已发表的论文抽印本约九十篇一整套全部赠送给王尧。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秋,王尧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任客座教授一年,正式接替了乌瑞的位置。现将乌瑞夫人和王尧的通信摘录两篇如下:

亲爱的王尧教授:

我以我的丈夫乌瑞教授的名义,向您表示深深地感谢,在为他庆贺七十寿辰的专集中拥有您的论文的这种荣誉。他非常喜欢这一专集,论文饶有兴味,且有很高价值。他正准备从中学习并逐一回函申谢,但是,他已没有时间去做了。所以,这里只能由我来便是简短的谢忱。

卡特琳娜·乌瑞·柯哈米

1991年7月18日于维也纳

谨以深切的悲痛通知同事和朋友们:

我的丈夫乌瑞教授(哲学博士)1991年7月17日在维也纳逝世。他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学术事业,直到最后的一息。

卡特琳娜·乌瑞·柯哈米

1991年7月18日于维也纳

 

在维也纳会上,王尧还巧遇了旧友、捷克查尔斯布拉格大学东方学系的约瑟夫·高马士博士。高马士先生曾于1956—1958年间,在中央民族学院留学,随于道泉教授学习藏文和现代藏语,因而比较熟。他回国后,发表了《德格印经院目录》、《猴鸟的故事》和《萨迦格言》的捷克文译本,还撰写过《白居易给吐蕃大相的四封信》等重要论文,名噪一时。

古人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次盛会上的收获,让王尧产生了要办一个刊物,专门刊登介绍国外藏学家论著的汉译文的想法。几经周折,试刊两期,但适逢国内搞“反精神污染”,在“洋人的文章,哪能不污染?”的断言下,几乎把这个刊物扼杀在襁褓中。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个刊物最终还是得以办妥手续、公开亮相了,刊名叫《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至今已出了十余辑,共约400万字,都是与通晓法文、英文、德文、日文、俄文的同事合作,将这些作品翻译出来,供研究藏学的同志们参考、借鉴的。还出过三种专辑(两本敦煌学专辑和一本语言学专辑),对一些同志了解情况、沟通中外、交流学术起了重要的作用。

 

国际交流   拓展新境

1982年夏,王尧应邀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第三届国际藏学会。会前,会议的组织委员会派了巴巴拉·阿齐兹博士(Dr.B.Aziz)来北京,专程约见于道泉教授、王辅仁同志和王尧。在此次国际藏学会上,王尧介绍了我国藏区藏戏的发展现状时,还特别提到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以藏语演出的盛况(那是了不起的艺术精品,上海戏剧学院藏语班的同学集体努力完成这一划时代的演出的),并断言:现代藏语可以表达世界上任何文学名著!当时,与会听众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这次会上,王尧结识了牛津大学的两位藏学家:阿瑞斯·马可(Dr.Aris Marke)和柯立汉·克拉克(Dr.G.Clarke)。

1982年秋,王尧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教一年书期间,遇到了石泰安教授(Prof.R.A.Stein)。石泰安教授是法兰西学院汉学和藏学讲座教授,是继沙畹、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Maspero)、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以后的汉学藏学并举的重要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他逃避希特勒纳粹党徒的迫害,从德国逃亡到巴黎,与于道泉先生结为密友,缔结了牢固的友谊。

1983年春天,王尧去了巴黎,那是石泰安教授的精心安排。石泰安教授的弟子噶尔美博士(Dr.S.Karmay)热情接待了他,并陪同他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去阅读敦煌写卷文书,使得王尧如愿以偿,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中,尽可能多地阅读到重要的藏文卷子,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包括的几个卷号都一一作过核对,并补足了几处重大的阙文。

离开巴黎,王尧又前往伦敦,主要是为了调查收藏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敦煌藏文写卷和若干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在那里,王尧有幸读到了托马斯(Michael O’keefe)教授的《关于西域的敦煌藏文文献》四卷本和瓦累布散编写的《斯坦因搜集的敦煌藏文写卷目录》这些珍贵的资料,还有机会借阅了黎吉生(H.Richarson)和查尔斯·贝尔(Ch.Bell)等前殖民政府官员在西藏写的若干报告的手稿。

通过这次在巴黎、伦敦的访问,王尧写了一篇《最近十年国外学者对敦煌藏文写卷研究的述评》,发表在了《中华文史论丛》上。

1985、1986到1987年,王尧接连访问了德国(当时叫做西德),主要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和临时首都波恩开会、教书。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年逾八旬的王尧教授如今仍然在指导博士生研究生的学习,还一直主编着两份学术刊物—1983年创刊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至今已出版18辑,2000年创刊的《贤者新宴》(藏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至今已出版了5辑。壮心不已,一腔爱我中华之情,令年迈的王尧教授依然奋发不懈,情凝笔端、化为鸿篇巨著。

2002年,王尧教授主编的《西藏历史文化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荣膺“中国图书一等奖”;

2004年,王尧教授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上海人民出版社)荣膺“中国图书一等奖”,由肖克将军担任总主编、十位著名专家合力编著的这套《中华文化通志》珍典,被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作为国礼,馈赠给了国外的大学和图书馆收藏。

2006年,为了表彰王尧教授在藏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贡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颁发给了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这是对王尧教授一生奉献藏学、探求不懈的肯定,也是对他的学术地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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