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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民族学家、藏学家——王辅仁教授
来源:李姣姣         发布时间:2015-06-08         编辑:赵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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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辅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藏学家,是我校最早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教师之一。他曾执教于我校国家级重点学科——民族学,并多年担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领导职务,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王辅仁生前为民族学专业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特别是为中国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至今仍深受大家的爱戴和思念。在中国民族学界、藏学界当中,王辅仁也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之一,因为他在藏学的诸多问题上的卓越成就,因为他对于藏学研究的执着追求,更因为他那坦率直接的个性。 

严谨治学,开创藏族历史研究新局面

王辅仁是新中国藏族历史研究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在藏学领域的造诣和研究成果,使他被公认为中国藏学界著名的大师级人物,人称“三王”(王森、王尧、王辅仁)之一。王辅仁经常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西藏民主改革前就深入西藏的农牧区,收集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资料,并在许多年里参与和组织整理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一直到完成6本调查资料的出版工作。此外,他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词典》等重要辞书的编写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辅仁参与了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西藏佛教研究会等学会的创建和组织领导工作。在我国藏学研究的发展中,他的著作影响过许多人,为藏族史的科学研究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辅仁把我国的藏学研究视为党和国家的一项事业,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专业领域。他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藏学研究,“藏学研究必须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藏学研究的成果要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王辅仁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从事藏学研究,40余年间锲而不舍。他严谨治学的精神、谦虚坦荡的襟怀、在藏族历史研究中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服务的责任感,成为今日藏学研究的一份宝贵财富。

西藏问题一直是国际上的一个热点,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提法问题,王辅仁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和政权。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组成的中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各民族人民不论他们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他们的历史都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这之前,政府和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提法是:从元朝以后西藏成为了中国的版图。王辅仁的这个观点非常有力,因为流亡国外的一些人一直在为西藏“独立”制造依据,宣称西藏历史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东方和西方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关于古代和现代国家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王辅仁提出的这个“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点,从学术上、理论上把他们可能要钻的空子给堵上了,王辅仁从学术研究出发,为政治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1991年,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和平解放40周年活动时,就采用了这个提法,这也是王辅仁在学术贡献以外,为我们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所作的重要贡献。 

培养人才,毕生坚守教学第一线

在民族学系,王辅仁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他的课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把神秘的藏传佛教和藏族历史上的很多疑团分析讲解得鞭辟入里、明晰透彻。很多在课本和著作里读起来生涩难懂的内容,在他生动的讲解中变得通俗易懂。王老师善于收集最新资料、博采众家之长来充实自己的讲课内容,所以每堂课的讲授即使是旧课,也会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和增加。他十分重视备课,在编写讲稿的过程中,他会把重点和学生费解的问题研究清楚,不厌其烦地查对和补充资料,力争把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信息介绍给学生。他从来不用大话或玄虚的名词、概念来吓唬学生,他的课从来都是气氛轻松而又活泼,使学生们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兴趣,毫无枯燥疲劳之感。

王辅仁视教学工作为神圣的职业,将所有的科研活动紧紧围绕着教学活动展开。任教期间,他先后开设了藏族史、藏族志、藏族文化研究、西藏封建制度、藏族古代史、藏族佛教史、蒙藏民族关系史等课程,还曾应邀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西藏民族学院等校讲授藏学课程,多年来培养了许多藏学人才。他先后出版了《西藏佛教史略》(获1986年北方13省区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藏族史要》(1984年6月获中国历史学会、国家出版局“全国优秀历史读物奖”)以及《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等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当《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一书出版后,为了迅速将科研成果转化到教学实践中,他主动向历史系请缨,开设了蒙藏民族关系史课程并担当其教学工作。

王辅仁尤为关心国家藏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为藏学研究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为藏学研究人才的脱颖而出倍感欣慰。同时,对于藏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积极提出建议,如提出要开设“安多藏族史”课程等。他对于年轻一代藏学研究工作者寄予厚望,勉励青年藏学工作者要有自讨苦吃的精神,“到藏族地区去,把自己置身于藏族人民的疾苦,做他们的知心朋友。要把艰苦和逆境的生活磨练看做一种必要的手段,用以砥砺革命的意志,树立和巩固为藏族人民服务、为藏学事业奉献力量的信念。”对于有志于毕生奉献藏学研究的中青年教师、学生来说,这些话语都是王辅仁的肺腑之言。

王辅仁从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创办开始,到他谢世的1995年为止,近40年始终坚守在教学工作的最前沿。今天,活跃在藏族研究领域的许多中青年学者都聆听过他的讲课,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总是尽心竭力地启发和挖掘学生身上的潜能,并创造条件提携他们。他说:“学生中有许多好的见解和意见,搞科研教学不能以‘资格’论高下,应该教、学相长,吸纳和发扬学生的长处,通过实际工作锻炼,让他们尽快独当一面。”王辅仁从1963年开始培养第一个藏传佛教的研究生,70年代末为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大学培养进修教师,80年代后连续带领了多方面学习的第一批藏学硕士,现在他们已成为北京、咸阳、成都、西藏等地研究机构的栋梁之材。 

勤奋刻苦,博览群书

凡是接触过王辅仁的人,都知道他在同龄人中间是非常博学多才的,这和他长年勤奋好学、持之以恒地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王辅仁每天都要挤出一些时间去看“闲书”。他坚持写日记,做读书笔记。自20世纪40年代起,他就坚持每天记日记,数十年从未中断。每天的日记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记录当天主要活动的流水帐;另一部分则重点记录当天的一件大事或对某人某事的一段议论或感想。在这几十年中,他的生活经常是不平静的,期间有很多坎坷甚至苦难,但他却没有一天中断日记,这是有坚定毅力和持久信念的人才可能做到的。

我校曾举办过一次名为“成功之路”的展览,参观过的人也许不会忘记其中的一样展品——王辅仁通读过的《毛泽东选集》1至5卷,这5卷《毛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书中真实地保留了王辅仁字字句句研读的手迹。“读书是学习的过程,也是锻炼人恒心与毅力的过程。” 王辅仁说,读书不通读不行!一本书、一套书,如果自认为需要哪儿就读到哪儿,怎么能了解书的整个思想体系?我的习惯就是把选到手的任何一部书都坚持读完。读书应该养成这个习惯。积微成著,集腋成裘。每天都读都写,日积月累,受益即在其中。要想不断充实和提高,一定要做到勤于积累、坚持不懈。王辅仁在读书过程中凡遇到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必细心摘录下来。三十多年前,王辅仁发现一部约三十万字的《土观宗派源流》,内容很有价值,他便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

王辅仁教授曾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生动比喻,来解释专业学习和研究中常常遇到的困惑。他认为研究藏族史,光在藏族史里打转转不行,因为藏族史是中国民族史的一部分;如果不了解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也就不能深刻认识西藏农奴制度的实质。王辅仁一贯主张跨学科地多掌握些知识,借助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民族学的调查方法,来解决民族研究领域里的实际问题。

王辅仁教授多次教导他的学生,藏学研究是一个综合的学科,新中国成立以来,做民族学、社会学的学者、做历史学的学者、做藏文文献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后来人要掌握这几个方面的知识,并融会贯通,才能取得新的成绩。他要求学生多读书,读各方面的书,掌握各个学科的新的进展,从而给自己的研究打好基础。他教育学生,写文章不要急于发表,文稿写成后要先放一段时间,然后在拿出来斟酌,并反复补充修改。他说,写书犹如打铁,一本书稿要反复敲打,才能出好的成果。

 

淡泊名利,乐观人生

王辅仁教授是一个认真做事又淡泊名利的人。他待人平易宽和,处事豁达大度。对于同事或学生学术上的求助,可谓有求必应。对于个人的一些福利待遇,则从不斤斤计较。

在担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和民族学系系主任期间,他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任何名利。在中国民族学会换届时,他作为著名的民族学家、中国高校中实力最强的民族学系的主任,理所当然地应该担任中国民族学会的副会长,但他主动把这个位置让给了更年轻的同事。

王辅仁教授没有在学校享受过福利分房,一直住的是校外自己的房子,起初居住在西直门内北草场胡同12号,1988年搬迁至安贞西里。后来担任了民族研究所的所长,每天要坐班。年纪大了,责任重了,居家却离学校远了。60岁的人,往返学校,上班上课,就靠一辆旧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若干年如一日,甘之如饴,毫无怨言。在使用公车、打电话这样一些小事上,他也从来都是严格自律、公私分明,决不占一点儿公家的便宜。

王辅仁教授对世界、对生活的理解,他的睿智与毅力,他的自律与克勤克俭、勤奋、宽容的品格,不仅来自传统和书本的熏陶,还来自他坎坷的生活经历。他有四个子女,老伴没有工作,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二十几年中生活一直是清苦的。他住在新街口小三条时,家里没有自来水,要到胡同里打水,用扁担挑回家。学校的工会组织了互助会,每人每月交一定数目的钱,年底返还。平时若有人用钱可以借用,在下月发工资时归还。王辅仁几乎每个月都得向互助会借钱,下月初发工资后还上,然后再借。1980年王辅仁带学生到敦煌、拉卜楞、青海实习,随身带的是一个小包和一个塑料桶。他开玩笑说塑料桶可以装衣物,还可以打水、洗脸、洗衣服,一物多用,是出差时最好的装备。

物质生活上的清苦并不能阻挡王辅仁对生活的热爱。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辅仁不仅是个京剧迷,而且是一位表演京韵大鼓的专家。每周一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他必准时前往票友会,以戏会友;数九寒天,他以画“九九消寒图”的方式与家人同乐,每日在一幅黑白的干枝梅画上涂红一片梅瓣,99天过后,一幅傲雪的红梅图就画好了,又一个充满希冀的春天也来到了;他甚至将煮肉时放何种香辛料,炒豆芽如何清脆不出水也总结出一些门道,并以文记之。

面对人生,王辅仁是一位强者。他是一个永远不被艰难困苦所左右的人,是一个永远向前看的人,是一个永远怀着乐观的心情面对人生的人。他感情真挚,思路豁达,苦中寻乐,是一位充满活力、充满情趣、热爱生活的人。

王辅仁教授是在一次给学生上课后回家突然倒下的,他一直为藏学事业战斗到了作后一刻。王辅仁把他毕生精力、聪明才智和多年积累的教学科研经验,都奉献给了中国民族教育事业和藏学事业。无论就中央民族大学,还是民族学、藏学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而言,王辅仁的名字都应该为人们经久记忆。这样的评价,王辅仁当之无愧。王辅仁博学多才、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是社会风气的倡导者,是人才成长的铺路石。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这一切,王辅仁做到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这一点王辅仁做到了!这样的师德、学识、人品,学术界的朋友、中央民族大学的师生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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