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5月29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通过线上平台顺利举办。本次讲座主题为“清史纂修一百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主讲，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令志教授主持。除本院师生外，还有来自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师生和史学爱好者，共计近300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张永江讲到，清史编纂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已经走过了百年的时间。本次讲座旨在通过回顾这一百多年来清史编纂的曲折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探究各个时期不同的政府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推动清史编纂事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将百余年的清史编纂过程，分成五个阶段分别进行了讲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易代修史”、“盛世修书”的传统，这也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的重要途径。张永江认为新政权为前朝修史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的有三点：其一，是向天下臣民昭示“偃武修文，由乱入治”，以安定民心。其二，是为了弘扬新朝胜绩，向世人彰显“得国之正，创业之伟”，显示新朝的正统地位。其三就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兴衰，经验教训，以为新朝借鉴。基于这样的传统，民国政府最早开始了清史的编纂工作。
《清史稿》自印行以来即受到诸多非议，首先遭遇的磨难是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但是社会对《清史稿》又有需求，出现了私印的情况，于是国民政府在三四十年代，不得不对其进行了“纠正工作”，通过检讨签注改正意见，将其不良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整个民国时代，《清史稿》虽然被禁止发行，但仍通过各种渠道，广为印行，共有7个版本，流传于国内外。除了政府之外，学术界也围绕《清史稿》存在的政治倾向问题、学术上不合史例和史实上错漏过多等缺陷进行了批评。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清史修纂问题一搁数年。1954年3月、1956年6月，台湾政界不断有人提请、催促政府速修清史，理由仍是基于政治考虑，欲借修史表明偏安于台湾的民国政府的正统地位与合法性。台湾开展第二次纂修清史工作，是在1978年，工作方向是订正《清史稿》错谬讹误。主持机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国史馆”。后交台湾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精装16巨册。
新中国成立不久，纂修清史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当时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向中央建议修两部书，一部中共党史，一部清史，作为当时两个大的文化工程。
1958年间，周恩来同志委托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请他具体考虑开展纂修清史的问题。吴晗接受这个任务后，与戴逸、郑天挺、任继愈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探讨，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准备设立清史馆，网罗大批翻译人才，除英、法、德语外还要满语和蒙语等语种的翻译，总共需要100人的规模，此外还要计划招收一些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进行清史方面的专门培养，等等。然而这个庞大的计划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没能得以实施。
1965年10月，按照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要修清史的倡议，中央政府正式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拟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9年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清史编纂规划小组，王戎笙是小组的负责人。经过大小会议的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另有5个附件。但经社科规划部门反复讨论，因财力不济，未能立项。此后，大陆的清史编纂工作进入了学术界自行准备阶段。1983年，王戎笙主编的中等规模的《清代全史》共10卷，300多万字，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也在成立清史研究所的基础上，陆续编纂了《清史编年》、《清通鉴》等基础性著作，并与社科院历史所合作出版了《清代人物传稿》20册。并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张永江介绍了二十多年来清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与学术界的呼吁。讲述了国家启动“《清史》编纂工程”的经过。清史编纂并不仅仅是一部著作，而是一项综合性文化工程，其成果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张老师对此进行了介绍：首先，是完成了一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断代史著作。《宋史》约500万字，《清史稿》约700万字，而新修《清史》3000余万字。其次，清史的编纂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清史学科的发展。
最后，张老师介绍了清史编纂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处在《清史》的送审阶段，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审读，清史编纂委员会同时也在进行自查工作，全书索引编制工作、全书引用文献目录编制工作也在快速进展阶段，全书明年有望陆续出版。
赵令志对张永江应邀为本院师生做本场讲座表达了感谢，并对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回顾。赵老师指出，目前清史研究热度不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其中，而要做好清史研究，必须依靠实证。
在答疑环节中，张永江就大家提出的“《清史》出版对海外清史研究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新《清史》出版后《清史稿》是否还有意义？”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耐心解答。他特别指出，新《清史》的编纂集中了中国清史学界的智慧，能够体现中国现有的清史研究水平，相信海外学术界也会重视这一成果；但是我们是立足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脉络，完成自己的历史夙愿，而不是要和海外清史学界一较高低。从学术的角度讲，我们这部《清史》运用了大量档案文献资料，至少一般性的史料史实讹误不会有《清史稿》那么多。至于体例等技术上的问题，见仁见智，可以预见，《清史》不会使所有人满意。史之生命在于真实，我们在“信史”上能达到要求就已经完成了基本使命。
最后，参与讲座的师生们通过文字表达了对张永江老师的感谢，讲座顺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