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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院孙昊为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师生线上讲座:渤海国史研究及展望
来源:历史文化学院       发布时间:2020-05-13         编辑:费娜 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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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网讯 2020年5月9日晚19至21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57期通过线上平台“腾讯会议”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孙昊老师主讲,由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曹流老师主持,主题为“渤海国史研究及展望”。参加此次会议的除学院师生外,还有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以及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与师生约300人与会。

本次讲座旨在通过梳理国内外对渤海国史研究的基本现状与主要研究议题,总结、分析渤海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史的角度探索包括渤海国史在内东北边疆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讲座伊始,孙昊谈及关注渤海国史缘于对金代建国前史,即女真社会组织的研究。他指出9世纪以后所谓的“征服王朝”均由东北地区崛起的民族所建立,而他们并非典型的草原游牧人,因而需对东北王朝与草原游牧汗国形态的联系与差异加以辨析。故在研究辽金史时,需区分王朝叙事与东北民族的社会延续性两个范畴,且二者不可割裂。渤海国史可以算是辽金王朝前史的重要历史阶段,是更深入理解辽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随后,他讲述了渤海国史的研究成果与渤海国的历史概况。研究渤海国的史料稀缺,仅包括基本史事和对外关系两个方面。前辈学者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二战前,日本学者从满鲜史地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中国学者金毓黻等人则将之置于东北边疆历史的体系之内;二是,二战后,研究进入繁荣期,学界围绕渤海国的政治制度、疆域、社会与文化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基本厘清了渤海国的历史面貌。基于此,孙昊先生为大家介绍了已为学界充分研究的渤海国基本概况、渤海国与日本的交聘关系、外交礼仪,以及渤海社会的多元族群文化结构等情况。

针对目前研究已进入瓶颈期,他认为需要反思“常识”与方法,探索新的研究空间,并指出未来会有突破的三个方向:其一,在中国历史脉络之内进行前后联系,宏观比较,突出渤海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其二,聚焦考古新资料的发现与认知,讨论渤海与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文化与族群交流;其三,宏观区域视野的历史再定位与整体联系,主要涉及渤海国与中原、北方草原的历史联动关系,即从北族盛衰之连环的过程中重视渤海国的历史趋向。

孙昊系统介绍了前人对渤海国的历史定位与研究取向,以此为基础,他重视古代欧亚东部地域格局对渤海国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中原—草原南北交错的区域格局与渤海国的联系。他认为:南北交错格局催生出新的族群力量,是渤海政权建立的社会基础;唐朝东北营州体制对靺鞨与周边族群关系进行的重构,是渤海政权建立的政治基础。以渤海国各族为代表的东北诸族与中原、北方草原存在长时段的历史联动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南北互动格局下的东西历史的关联性,这一点学界已多有讨论;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政治文化的渊源关联,渤海国人名中的政治称号很多源自鲜卑、突厥,并与契丹和奚族的政治称号的变化趋势呈现相似性,这表明靺鞨、契丹、奚等东北族群至少先后受到了鲜卑、突厥等北方强大游牧社会秩序的影响。渤海政权立国的体制基础是融合中原王朝的官僚制与北族贵族身份制的多重因素。

其次,他认为8-9世纪北方秩序的转变是促使渤海国政治内向中原发展的重要契机。这一方面是指政治取向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是指渤海国的最终历史归宿。8世纪以后北方草原回鹘汗国接受唐王朝册封,双方维持了稳定的和平关系,一致向西应对吐蕃的威胁,对于东北都力图实施稳定策略。渤海利用这一契机向北方森林地带扩张,力图建立“小中华”秩序,对内塑造多元文化的“合璧性”王权,树立“内帝外王”的地域性政治权威。但渤海的发展一直受到西面契丹的限制和威胁,不得不依靠唐王朝的政治影响以制衡契丹。接受唐朝册封羁縻的“外王”身份是渤海存在和维系的重要基础。渤海的政治取向呈现内向中原王朝,并在官方叙事中营造相关氛围。9世纪回鹘汗国与唐王朝相继灭亡,契丹继之崛起,开启了东北变边疆为内地的历史进程,重塑欧亚东部地域的政治格局。在新的格局内,渤海国失去了原来中原王朝的支持而被契丹灭亡。自此,渤海国的领域在辽金王朝的体制内逐渐“内地化”。

最后,他总结了古代欧亚东部地域的区域格局对渤海历史走向的决定性作用。渤海国崛起于7-8世纪,在彼时“南北互动,东西关联”的区域格局下,多方政治势力在东北地区的相互牵扯与制衡是渤海国得以存续的基础,渤海国并没有脱离外力而自行发展的空间。8-10世纪,以契丹崛起,唐—回鹘衰落趋势为契机,欧亚东部地域历史发生重大转变,形成“南北依存、东西并立”的新局面。在这种格局下,渤海失去唐王朝的支持,被新兴的东北边疆王朝辽朝灭亡,其统治领域在金王朝时期完全“内地化”。继而他指出“欧亚东部”区域应是中国东北边疆王朝国际秩序的外延,而不是“中央欧亚”或者“北亚史”的历史延续。

讲座结束后,孙昊就大家提出的“在渤海国本身官方史料欠缺的情况下,如何辨别和利用其它史书所载渤海国史料”“研究渤海国史是否有必要继续挖掘新旧《唐书》等传统史料”“渤海国研究与女真研究的关联性”等问题一一耐心作答,并寄希望与有志之士一同深入研究渤海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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