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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扒历史系88级
来源:魏胜利       发布时间:2020-11-19         编辑:李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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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眼,我们已经毕业24周年了,一群青葱少年已经成了大叔大妈;然而,中央民族大学的那四年,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无法忘怀。

  四年里,有许多事情发生,我只能择取那些难忘又可以讲述的一些片断与大家分享。


五花八门的课程

  大学课程不外乎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和公共课,当时历史系的专业课很严谨,而公共课就有些参差不齐了。

  说起专业课,历史系的很多老师学养深厚,课讲得很精彩,比如讲中国历史文选的徐庭云老师、讲明史的陈梧桐老师、讲魏晋南北朝史的邱久荣老师、讲中国近代史的陈理老师、讲世界近代史的王勤榕老师、讲藏族史的陈楠老师。这些老师之所以受同学欢迎,是因为他们不仅有学问、课讲得绘声绘色、情景交融,而且课上课下都乐于和同学互动交流。

  徐庭云老师教了我们两年的《中国历史文选》,当时她应该将近五十岁了,上课总是一袭长裙,化着淡妆,非常有气质。徐老师博古通今,讲课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我们听得是如痴如醉。徐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她精选了《文选》中的若干篇目,要求我们能够背诵默写。一开始,同学们不以为然,但是经过几次课堂提问、默写测验,大家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文章背得多了,自然有所触动,对自己的思想也潜移默化产生了影响。我记得,背诵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时候,常常有一种热血豪情在胸中升腾,之后每遇困厄景况,常以文中词句激励自己。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再多背诵一些文章就好了。

  徐老师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专业课老师,不是班主任,在系里也没有行政职务,但是在课下依然很关心同学的成长。大学期间,徐老师曾经几次邀请我和其他同学到她家中吃饭。当时,徐老师的先生客居海外,她和小儿子劲劲住在家属院,每次到徐老师家中,她都会一个忙着做饭,我们就和劲劲聊天。我当时有很多思想上的困惑,都是徐老师帮助解决的。

  毕业之后,我还去看望过两次徐老师。后来,她随先生客居海外,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

亚运会志愿者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民院有很多同学加入到了志愿者团队当中,有的做翻译,有的做火炬手,有的做开闭幕式的群众演员。我和七八十位同学一道参加的是闭幕式的合唱。

  大一的时候,社团纳新,我考入了学生合唱团,指挥是许直老师。那两年,每周都有一个晚上要上合唱课,许直老师带着我们从最基础的发声开始练起,一点一点提高我们的演唱能力。当时我在男低声部,声部长是法律系的盘金顺,在我们声部唱得好的还有计算机系的肖朝虎、物理系龙宪林。我音色好但是不识谱,每次新歌谱发下来,总得让声部里的其他同学辅导一下。

  许直老师特别强调民歌的合唱,他经常说,民族学院的合唱团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民族的特色。我们排练的很多歌曲都是民歌改编的,或者是新创作的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歌曲。比如1989年冬天,我们参加第三届首都大学生理想之歌合唱节的曲目《天山深处赶巴扎》就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民间声音的特色。那一年,我们拿到了比赛的第一名。

  大二的下学期,我们接到了团市委的指令,要参加亚运会闭幕式演出。从六月开始,我们就认真准备,排练的次数逐渐增多。暑假只休息了十几天就赶回学校继续排练。

  某天下午,中央电视台要来学校采访暑期坚持排练的合唱团员。记者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礼堂前面站好,正好我离记者比较近就回答了几个问题。当晚《新闻联播》播出了有关我们合唱团的节目,有我几十秒的画面,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新闻联播》中露面,当时在故乡根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10月7日的闭幕式上,我们演唱的最后一曲是《下次相逢在广岛》,这首歌的几个声部,到现在我还会唱。

毕业实习

  1991年暑假,我们八八级两个班的同学去湖南桑植县进行为期两周的社会调查,也就是毕业实习。

  那年,同学们放暑假先回家,然后再到桑植。东北、西北的很多同学都要到北京中转,办理同一天同一车次的中转签字手续是一个大问题。

 那一年,我们几个学生干部先返校,然后,同学陆续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他们的车票和学生证收上来,然后一起到北京站的中转签字窗口办手续。八月中旬,正值暑运高峰,北京站广场人山人海,窗口秩序混乱,我竟然是在人们的头上、肩膀上爬过去,挤到窗口办手续。

  当时,我们的系主任要去湖南开会,也要和我们同行一段,他年纪较大,需要做卧铺。那时候买卧铺都在西直门售票处,我和两个男生是前一天晚上去排队,人们怕夹塞,一直是一个人抱着前一个人的腰,在那三伏天,没有空调的售票厅,我们简直要虚脱了。第二天早晨买到那一张卧铺票时,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几回。

  当时,在桑植,我们分成了六个组,分别到六个乡进行社会调查。下乡之前,县里教育局和各乡打了招呼,吃住都由乡里负责。

  桑植是老区,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在汨湖乡,我们住的是招待所,条件是最好的。王勤榕老师带队的是到最偏远的上河溪乡,他们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窝棚里,男生女生用一个布帘子隔开。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肉,就是炒青菜和米饭,并且菜总是不太够,只好拼命加辣椒。

  实习虽然吃的住的不好,但同学们的心情是快乐的。

  我们组有七个人:桂燕玉、杨军、雷丹丹、陈承激、于世林、靳勇和我。当时,雷丹丹的脚崴了,走路不敢着地,陈承激等几个人就轮着背她吃饭、上厕所。实习快结束的时候,雷丹丹的脚也好了,最后一天,乡长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我们喝着米酒,唱着歌,聊到深夜。

  实习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到了张家界、葛洲坝,四十多个同学在秀美的山水之间恣意畅游,纵情歌唱。9月初回返程的时候,在火车上我们坐了半截车厢,同学们分成了民歌组和流行歌曲组,一起赛歌,看那一组最后无歌可唱。我们唱着闹着,一路欢声笑语回到了北京。这样的好时光,今生只有那一次。

最是伤感毕业季

  进入到大四不久,就开始了综合测评工作,按照15%的比例确定可以留京的同学,我们班可以留6个人(常戍、保向东、吴辉军、张志刚、罗厚和我)。
  那时候,学校包分配,但毕业生可以自己找单位,两条腿走路。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在北京到处找工作,其他的同学则是准备考研和回地方找工作。

  1992年4月,考研的结果出来了,陈小强、周海泓、余志清、杨卫方考上本系的研究生,吴应泉考上藏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蓝建洪考上北大的研究生。说到考研,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当时,少数民族的外语分数线是30分,汉族是45分。班里的于世林同学是汉族,总分很高,但外语不过线,没考上;苏新红同学报的是汉语系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总分和外语都上线,但是他们还是选了本系的学生。

  进入5月,毕业论文大都完成,基本上没有了课程,工作也有有了一些眉目,得空大家就聚在一起聊天叙旧,结开了好多不应有的误会,也互相知道了当初的很多秘密。

  离校的日子到了,毕业聚餐是在湖南餐厅,四十几个同学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抱成一团。

  接下来就是送别,说好了留京和考研的同学最后离开。

  第一个走的是唐魁和陆海波,他们是回南宁,隐约记得发车时间是晚上10点多,一帮子同学一起去车站送他们。当时,有一位同学还带了吉他,我们在站台上说说笑笑,还唱着《大约在冬季》。等到他们上车以后,大家围着车窗拉着他们的手,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等到开车的铃声响了,车站工作人员不停地催我们站在黄线外面,而我们还是舍不得分开,最后是工作人员强行分开。

  然后就这样一个个送着,两天后,当我离开的时候,班里只有两个人,黎林和我。黎林是广东人,他感情丰富却不愿意表达,他早早就定了回广东,单位是国土局,没有必要留下来,但是他却要送走所有的同学。那天,黎林把我送到16路公交车,我从车上回头望去,公交车站上只有他一个人落寞的影子……


  历史系八级,入学46位同学,毕业44人(退学2人,转系1人,八七级病休转入1人)。当年46位同学来自23个省、市、自治区,现在他们分布在13个省、市、自治区和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

  24年过去了,我们都健康平安;24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聚在一起,只不过变成了微信群里的家长里短、逗贫耍宝,情意依旧……


  (本文作者,魏胜利,男,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1992届毕业生。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艺节目中心副主任、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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