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5月11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通过线上平台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教授主讲《作为一种史学方法的“田野”——以研究案例为中心的初步思考》，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黄义军教授主持，彭勇教授亦作为点评老师出席本次讲座。参加本次讲座的除本院师生外，还有来自其他院校的学者、学生以及历史爱好者近300人。
讲座伊始，张侃对“田野考察”进行溯源，指出最早的“田野”多以野外考察的方式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比较早运用田野调查的是人类学，后来文学、民俗学等学科也逐步利用采风等形式做田野。传统史学中田野并不是主要的研究方式，新史学将田野作为拓展方法的研究肇始于近代，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先生。
张侃根据他自己所熟悉的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脉络，将论题拉回到1926年的12月。当时，顾颉刚先生因北平时局不稳，应厦门大学国学院聘任南下。虽然在厦大任职时间不长，但日记留下他在诸多学术轨迹。其中12月15日-24日到泉州进行考察的记载颇有趣味。他就此向听众展示了以往鲜为人知的顾颉刚泉州行迹的细节，他指出，顾颉刚的泉州之行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史家的寻访古迹相类似，但实际上，开始实践新史学理念的顾颉刚却不止步于此。
随后张侃还指出，顾颉刚在考察过程中不忘史学本位，非常注重文献收集。虽然短短的行程未能使他实地目睹祭祀仪式，但他通过抄录宫庙的榜文、楹联等资料，察觉田野文献的差异性，并进行口述访谈，分析了神明祭祀背后人群的交往和互动。从而显示出“从民俗看历史”的学术旨趣。书写“民间历史”，必须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这是顾颉刚在新史学实践秉承的重要方法论观点。
张侃说，随着现代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加快，说明“田野”作为一种新史学研究方法也得到了不少同行认可，蔓延至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田野”成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他结合自己与厦门大学历史系其他多年来的田野经验，介绍了“田野”在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的传承，并通过展示历年带领学生赴庙宇、宗祠、墓园等场所进行田野调查的照片，指出“田野”可作为一种新史学方法提供研究路径，能够对一些看似已熟悉的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
结束具体研究案例的展现和分析之后，张侃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任何学科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为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搭建平台，拓展出更为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田野”之所以可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其内涵也在于此。
第一，走出书斋，走进现场，空间与时间的有效对接，使历史要素和人际关系得以扩充和具体化，快速呈现“人和人的历史”、“复数的历史”的立体画面，田野工作可以史学想象力插上翱翔的翅膀。第二，一切历史学的根基在于史料，凡是能增加文献的内涵的研究方法应该都是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功能之一是在田野中进行多文本互文和多文类对照，认识文字史料和无文字史料的复杂关系，进行文献资料的深度阅读，并将其嵌入到具体的观念、文化、制度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解读，乃至于懂得，纵使民间文献记载存在“偏差”，背后也潜伏着文本的话语脉络和文化遗憾。第三，“田野”工作得以快速贴近历史情境，通过田野访谈等工作“复活”的文本中的人名、地名等关键要素后，以古知今，以今知古，现场感和历史感的直接对接，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社会脉络以及叙事者的日常思维，研究工作才接住地气，才能实现同情之理解。第四，通过“田野”可以深化史学本位的基本问题研究。“田野”成为新史学的一种方法，按照顾颉刚的研究旨趣，意在打通大历史与小历史，制度与生活等种种关系。上述的田野研究案例展现“国家内在于社会”的复杂历史进程与活态实践。
点评环节，黄义军首先对张侃的学术造诣和讲课水平表达了赞赏，并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回顾。黄义军指出，张侃的研究方法在论文写作中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最好是将研究方法放在学术史的脉络中考虑，不能只是简单笼统地罗列概括，还要讲清自己的思路受到前人的哪些影响。另外，田野考察对于民族大学的学生而言十分重要，张侃指导学生作田野考察的培养方法十分值得在历史地理的研究当中学习借鉴。
此外，出席本次讲座的彭勇也认为本次讲座收获颇丰，体现出厦门大学历史系自成一派的学术传统。张侃“走向田野”的制度史研究在自上而下进行钻研时值得借鉴和探讨，同时彭勇还期望未来能赴厦门大学等高校，进一步交流学习“田野”方法，并就张侃对民大学生的指导表达了感谢。
最后全体师生通过鼓掌、文字聊天等方式对张侃演讲表达了感谢，讲座顺利结束。
